原始社會好啊，人人平等，相親相愛，可畢竟一去不復返，成了 “明日黃花”。
“國學”本已被冷落多年，不料近來“官”與“學”雙方都對她起了某些興趣。
是穆薩維的改革氣勢更為強大，還是當政的內賈德更能把持權力，兩周之后將見分曉。
1980年夏，100號人在頤和園的蓬萊島參加為期7周的計量經濟學講習班。
一是權力必然不能受任何約束制衡；另一個是權力就必須為一定的“制度”所制約。
顧準被認為是一個“卸下肋骨點燃光明的烈士”。他的存在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后一抹尊嚴。
中國文化的主流傳統，尤其是儒家的文化傳統，不是“鬼神崇拜”，而是“圣人崇拜”。
顧準是在一場政治運動中被撤職的，事前毫無預兆。
一個人，越是想治天下、救天下，就越不能把天下交給他。
奧巴馬政府在清理金融體系的過程中，其實創造了一種新的有毒資產。
周邊的一切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以至于人們開始懷疑中國是否在經歷經濟危機。
中國過去的一切都可稱為“國故”，但“國故”中又包含“國渣”與“國粹”。
楊朱的“一毛不拔”，甚至可以看作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份 《人權宣言》。
這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官僚系統、知識分子、外交人員被一場變革吸引住了眼光。
如果說中國經濟和世界的接軌直到21世紀才大體完成，而模擬的接軌則始于1980年代。
“文明”其實非常脆弱，像一層薄薄的外衣，在它底下，涌動著更為根本和強大的人性黑暗。
不要以為讓人說話、多聽意見就是民主。民主首先是權利，而不是義務。
經常只有和現實利益發生關系時，他們才會捍衛或是反對一種信仰。
建樹多多，最直接的一個成果，便是1922年對中國教育影響殊深的新學制的建立。
榮家百年，宛若中國近現代的商業史。其興衰軌跡，既有獨特之處，又有共同規律。
這就需要永遠提醒：“距離，距離”，在距離中做到冷眼旁觀，而不是照單全收。
60年，甲子一輪回，榮氏父子竟同時處在事業的最兇險處。
在經濟和社會之間進行思考，并非是簡單地將經濟現象與社會現象聯系起來。
利瑪竇發現，要吸引中國人的關注，必須對中國政府有益，還要避免攻擊中國的傳統。
奧巴馬政府正在準備舞臺，以便在中東大地上，上演一場外交大戲。
一個國家必須廣泛地尋求知識精英的意見，才能恢復國家的活力。
奧巴馬正努力在美國建立一種 “新平衡”，為經濟發展構建“新基石”。
寧愿維持企業官辦衰敗，也不愿交給民營興旺，清政府怎能引導社會成功轉型。
20國集團的領導人很可能只要求對現存體系做些修補，而不是徹底改變這套誘發經濟動蕩的體系。
歷史總是充滿了嘲弄。梁啟超熱烈憧憬的1962年，整個國家仍生活在大饑荒的邊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