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熱”中說“國學”

“國學”本是一種與社會現實的關系相對薄弱的“純學術”，由于種種原因，已被冷落多年。不料近來卻突然走紅，在“官”與“學”雙方都引起了某些興趣，以至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國學熱”?！皣鴮W”而成“熱”，殊為不易。有人認為這是媒體熱炒的結果，但媒體為何要熱炒這與國計民生原本干系不大的“絕學”？而媒體的熱炒為何又能得到相當的呼應？可見，除了媒體的“熱炒”外，定有某些更為復雜深刻的背景與因素。

其實，原來本無“國學”一說，只是在近代西學東漸且所向披靡的情境下，才有“國學”的產生，以與西學（新學）相區別乃至相頡頏。 但“國學”原無精確定義，舉凡有關中國傳統的各種道德文章、經濟學術等等都可稱為國學。因此，從近代開始到本世紀初，國學倒不乏學術之外的社會政治意義。它曾是“頑固派”抵制新學、反對革新的工具，又曾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鼓吹“反滿革命”的有力武器。不過，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國學”遂蛻盡“雜色”，成為涉世無多、僅囿于書齋的“純學術”，成為學院派知識分子棲身的象牙塔。因此，在那個時代才產生了一批成就斐然的 “國學大師”，其學術成就大都令人敬佩。

新中國成立后，學術領域也要求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批判、取代一切舊的學術傳統。對“舊知識分子”影響殊深的國學自然首當其沖，對《紅樓夢考證》的批判，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對知識分子進行非常嚴格的“思想改造”的重要內容。國學因而長期被視為“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而被嚴厲批判，于是再次被賦予一種難以逃脫的政治意義：在這種情境下，如果仍堅持“國學研究”，就意味著拒絕“思想改造”。然而，從上世紀90年代初起，“國學”又重新復出，經過近20年的發展，終于成為今日熱度空前的“國學熱”。90年代“國學熱”對傳統文化的“全盤肯定”，與80年代“文化熱”中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反差。但正是充滿激情也因此不無偏激的80年代 “文化熱”，將傳統文化的許多問題尖銳地提了出來，擺在人們面前，迫使人們對傳統文化進行更加冷靜、理性、細致的研究和思考，“國學研究”自然而然提上日程。事實上，梁漱溟及“新儒學”的一些代表人物和思想，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就日漸成為研究的熱點。不過，如果沒有國家權力的大力提倡和支持，“國學”最多只能成為“知識界”研究的熱點，很難成為今日鋪天蓋地、席卷全國的熱潮。

國家對“傳統”、“國學”的明確倡導和支持是從1989之后開始的。1991第1期的《高校理論戰線》報道了“前不久”由國家教委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和由北京高校部分教師組成的“民族文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研究課題組，聯合組織召開了“如何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學術座談會，“與會者就近幾年來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潮的表現、根源、危害以及如何正確對待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芭c會許多同志認為，近幾年來，在理論界、學術界、文化界和社會上重新泛濫起一股以‘反傳統’為時髦，乃至全盤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盤肯定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潮。這股思潮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建設帶來了十分惡劣的影響，應該認真加以清理和批判?！彼麄冋J為，這“近幾年泛濫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社會等各個領域”、“不少同志聯系近幾年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泛濫的實際情況指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在理論界和社會上，尤其在經世未久，對傳統文化缺乏了解的青年學生中造成了思想混亂，對其危害絕不可低估?！彼麄冞€認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產生的原因有四個方面：“是‘全盤西化’論的組成部分”，“是歪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產物”，“是國外某些言論的再版”，“是走極端的片面性思維方式的表現”。他們進一步說道：“民族虛無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理論依據，給青年人造成的心靈創傷比直接的政治結論更嚴重，所以我們應該花更大的力氣清除其影響”，“要深層次地解決青年的思想問題，應首先向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開刀”?！斑@次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緊密聯系，它不是一切都不要，而是不要傳統，不要社會主義，不要黨的領導，而要西化，要資本主義”，所以“否定傳統的危害性越看越嚴重，對其嚴重性要給予足夠的重視”。

因此，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第三版史無前例地以整整一版的篇幅發表了 “國學，在燕園又悄然興起”的長篇報道，提倡國學，提出：“所謂‘有中國特色’，一個重要含義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深入地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提高中國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等等，都是一項基礎性工程”，“把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尊稱為 ‘國學’，并無不當”。僅僅兩天之后，8月18日的《人民日報》又在頭版發表了“久違了，‘國學’！”的短評，盛贊國學研究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1993年11月14日，央視《東方時空》又以“國學熱的啟示”為題，對“國學熱”作了詳細介紹、宣傳。1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高屋建瓴，啟迪后人”的“側記”,報道了季羨林先生在北大就東方文化和國學作的一次報告，這是北京大學團委和學生社團舉辦的“國學月”的一個重要項目。1994年2月16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季羨林先生的“國學漫談”一文，明確告訴人們“國學決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其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特色”上、“它的光輝也照到了國外去”和“激發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愛國熱情”這三個方面。他尤其強調：“探討和分析中國愛國主義的來龍去脈，弘揚愛國主義思想，激發愛國主義熱情，是我們今天‘國學’的重要任務?！?

與《人民日報》如此頻密地宣傳、提倡國學相呼應，《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和中央電視臺等均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多次宣揚“國學熱”，報道有關研究狀況，并不斷發表“國學/中國文化/東方文明”將主導21世紀、拯救全人類的宏文?！皣壹墶泵襟w的宣傳無疑具有強烈的導向意義，“國學”迅速熱遍全國。一些報紙開設了“國學”專版，一些大學相繼成立國學班或國學院，一些中小學在當地教育主管部門的支持下開始讀經，政府開始祭孔，央視的“百家講壇”事實上蛻變成“國學”的“獨家講壇”……

原本只是少數學者象牙塔中的“國學”，近20年來在國家的有力推動下，終于成為聲勢浩大的“熱潮”，這表明主流意識形態做出了某些調整，減弱了某些“普遍性”而增添了某些“特殊性”，更多地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政治理論資源，其話語具有日漸濃厚的“民族文化”色彩。本文無意也不必對這一“調整”做出分析與評價，僅想指出，“國學”而成熱，便是這種調整的結果。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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