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的耐心

等待了10個月之后，利瑪竇和他科英布拉大學的耶穌會的同事，才有機會啟程前往印度。這是1578年的春天，利瑪竇26歲了，他已在羅馬、佛羅倫薩和最近的科英布拉學習天國的秘密。在羅馬，他碰到一位代理教師范禮安，他是教廷雄心勃勃的全球擴張計劃中的杰出代表，他想把宗教熱情注入到亞洲，他鼓舞年輕的傳教士追隨他前往那塊“沉睡”的大陸。

盡管達伽馬早已在1497年環游了世界，但是從歐洲到亞洲的旅途仍是充滿艱難和不確定性。在港口等待出海的船只難以確定行程，他們必須要等待合適的季風或信風，風力是木制帆船惟一的動力。

這是一趟順利的旅程，只用了7個月時間，利瑪竇就到達了印度的果阿，他聽說莫臥爾王朝的統治者對于基督教神學持有熱情。但在到達后的一年里，他始終沒有擺脫疾病的蹂躪，印度的炎熱與水土令人吃不消，他眼睜睜地看著另幾位歐洲的傳教士死于他鄉。更要命的是，印度人似乎對于他們帶來的神學，毫無興趣。

利瑪竇是在1582年啟程前往澳門的，他的另一位傳教士同事羅明堅此刻正在澳門。從果阿出發，穿過印度洋，經過馬六甲海峽，來到太平洋，又是半年的漂泊，利瑪竇來到了澳門。直到1583年底，利瑪竇才進入了真正的中國地界。之前，他的老師范禮安和另一位著名的傳教士沙勿略，經過漫長等待與嘗試，仍失敗了。他們都曾在日本傳教，發現日本人抵制基督教的主要手段，就是引證中國的儒家經典，而“日本人在智慧和一切知識方面都尊中國于首位，無論在宗教上，還是行政事務上”。所以他們相信，只要中國接受了基督教，日本人也會跟隨。但是沙勿略只是抵達了廣東南面的小島上川，看著中國卻無法進入，并最終于1552年死于那里，那時候甚至還沒有“澳門”這個地名。范禮安倒是有機會居住在面積更大的澳門，卻仍沒有機會進入中國，據說，有一天他曾站在澳門神學院的窗前眺望中國大陸嘆道：“??！巖石，巖石，你什么時候打開?！?

利瑪竇在澳門時已經開始學習中文，在給他的一位老師的一封信里，他寫道：“我最近一直在專心學習漢語，我向你保證，漢語與希臘和德語有很多的區別。就漢語而言，有很多含糊之處，以至于漢語中有許多詞語能夠表示一千個以上的事物，而且有時一個詞和另一個詞之間的惟一區別就在于如何在高低四個不同的聲調中進行定位?！?

在1583-1601年的18年時間里，利瑪竇一開始僅僅能識幾個漢字，一年后他可以傾聽別人的懺悔，然后他學會了講話。接著，他可以進行一般水準的閱讀寫作，到了1593年，他開始嘗試將“四書”翻譯成拉丁文，再過上一年，他可以古文寫作了。他時刻根據環境的要求來調整自己。他在羅馬的數學才能與天文學知識幫了他大忙。在廣州附近的肇慶時，他不是把時間用來布道，而是以他對天文學、數學的知識用于與本地的學者和官員的交流，在這些談話中，他穿著佛教的僧袍。他知道這些談話很重要，因為他需要得到他們的支持，以便繼續向北方前進，北京將是他最終目的地，他希望能夠用教義去感化中國的官僚乃至中國的皇帝，如此，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就有可能接受新的信仰了。

從肇慶到潮州、韶關，從韶關到南昌，再到南京，1601年，利瑪竇終于抵達了北京。18年向北京進發的過程，歷經磨難，每到一地，他需要得到地方官員肯定，才能開始自由行動，然后等待北京的批準，才能繼續前行。路程中則充滿意外，1598年夏天他到達南京時，明朝中國正在被卷入朝鮮與日本的戰爭，中國政府要求逮捕所有值得懷疑的外國人。一整個夏天，利瑪竇都在長江上的一條“既小又沒什么設施”的船上度過，天氣炎熱、內心不安。為了可以沿大運河而上，他還要和掌管運輸的太監搞好關系。他是在1594年脫掉僧袍、改穿儒生的服裝的，因為他發現，這樣能夠進一步提高他和中國士大夫階層的關系，居住在南京時，他和當時中國最重要的文人李贄還展開過對佛學的辯論，很顯然，他運用中國語言的功底，都讓他們大吃一驚。

他童年和青年時所熟悉的所有事物，都遠離他而去，在漫長的旅途中，他偶爾會靠寫信來對抗孤獨，但一般來講，他相信從發出信到收到回信，這一個周期是6-7年。他在給朋友信中感嘆一封信所經歷的漫長波折：“我時常在想，我寫了那么多關于這里生活的信，但收信人說不定早已不在人世了?！?

到達北京時，他已經49歲，他無意再回到歐洲，橫亙在中國與意大利之間的茫茫波濤，令人望而生畏。他終于可以正式展開他的最初使命了。為此，他已經讓自己變成了一副除去面孔以外，哪里都吻合標準的中國儒生。

一連幾天，我都在想象這個意大利人在中國的遭遇。之后，一代代西方人前往中國，他們都有類似的期待，他們試圖用自己的方式，改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改變中國的政治結構，或僅僅是獲取中國市場……但利瑪竇經驗中最重要的遺產，卻幾乎沒人再能做到?！熬薮蟮臒岢篮蜏蚀_無誤的現實感”，這是英國歷史學家赫德遜總結的特性。利瑪竇發現，要想吸引中國人的關注，傳教士必須在世俗方面對中國政府有益，其次，要避免攻擊中國的傳統，基督教的到來，并不一定意味著要先清除儒家的影響。

后來者認定自己已無需繼承他的遺產。畢竟，在利瑪竇到來的時代，中國仍是世界中心，四分五裂的歐洲仍在中世紀向文藝復興年代艱難地過渡。中國代表著繁榮、文明與進步。但當19世紀之后，那些乘著蒸汽船到來的西方人，則是帶著強烈的優越感，這時中國已由文明的楷模，變成了停滯和潰敗的象征。在傳教活動中，不再是對中國命運的深切同情，而是一種傲慢的改造。他們不需要在肇慶昏暗的燈光下閱讀《大學》、《中庸》，艱苦地學習中文，理解中國人的內心世界。他們代表著新的權力，并覺得自己的方式是惟一正確的。但最終，他們將發現，這個中國比他們想象的更難以改變，更富有韌性。

許知遠

《生活》雜志出版人edmund.z.x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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