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終于應驗了容閎的預言，中國確以“原料之廉，人工之賤”，成為“世界工廠”。
楊佳和付成勵的做法，是法制之外的現實主義態度，但產生不出良性的“持久制度”。
制度的出臺，不取決于制度制定的技術性過程，而是社會對于既得利益的阻止能力。
容閎找不到一個可以施行自己抱負的政治力量，于是不得不變計，欲從貿易入手。
只要人人都有“不忍之心”，推廣到所有的事情上，就是一種“無盡的力量”。
今天的俄羅斯是一個江河日下的大國，而不是一個奮發崛起的大國。
各種天體每隔24小時環繞地球一周，那是地球自轉造成的假象。
公權、私權之分，捍衛個人權利，是中國傳統所無的近代觀念，也是啟蒙重點所在。
俄美都不希望會談破裂，但雙方都不準備解決對方在基本國家安全方面的顧慮。
“人性有惡”與“人性本惡”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分歧卻是水火不容。
必須承認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與聲音的參差不齊乃是一種正常的現象。
《中青年經濟論壇》雖然只有4年歷史，29期，數百位作者，卻留在了歷史上。
新的科學問題在不斷提出，新的爭論在持續進行，不變的是科學方法。
1999年上臺的普京帶來了 “大家都接受的威權主義”。
一個擁有絕對公權力、卻懷藏私心的名牌大學經濟學博士，對于一國的經濟來說，也許是最大的禍害。
一個“以法治國”，就把儒家和道家統一起來了，即“無為而有序”。
這樣美好的表達是屬于那個年代的——雖不富裕卻熱血沸騰的年代。
中興公司既壟斷又虛弱，在企業管理上十足衙門化，腐朽透頂，在企業內部爭權奪利，相互傾軋。
容閎被稱為中國近代“留學之父”或“新式教育”的催生者。
配套制度并不能成為拖延財產申報制度建立的理由或借口。
近百年間的中國政商界，真正以“毀國利己”為己任的人，孔祥熙一定當仁不當。
在伽利略之前，從來沒有人強調實驗的重要性。所以愛因斯坦稱其為現代科學之父。
這幾十封信，反映的其實不僅是“文壇風云”，而是那幾十年政治、社會的方方面面。
兩面，就是兩種手段；三刀，就是三大要素。它們都是用來保證君主集權的。
奧巴馬時代正在重塑世界的格局，伊朗選舉風暴就是這場重塑的又一個例子。
丁文江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的一個“異數”，不僅能“坐而論道”，更能“起而行之”。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爭鳴的核心，是“中國向何處去”。
《經濟研究》的特殊意義，既與它所在的經濟所的地位相關，也有其獨立的學術地位。
美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未來有可能撞車。美聯儲擔心政府開支可能誘發通脹。
有人認為，伽利略根本沒有必要去做這個實驗，因為他已經推翻落體運動法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