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機原發地美國要解決的問題，與受沖擊的國家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不完全一樣的。
中國改革沒有預先的一套理論、藍圖，但卻有理論準備方面的三位開路先鋒。
今年是費孝通先生誕辰九十九周年，也是《江村經濟》發表70周年。
中心的創始人，馬洪、孫尚清去世了，當年的年輕人也已經老了。歷史，就是這樣，讓人感懷、遙想。
一場巨大革命的爆發，一定有其深刻的社會和歷史原因，因此是“不可避免”的。
雖然國會已就危機一事爭得不可開交，但美國目前仍相當于“虛假戰爭”時期。
當人們在轉型時期選擇不折騰時，他們才真正選擇了每天要面對風險的生活。
我們這輩子犯下的大錯，往往不是一時失察造成的，而是眼睜睜地自蹈險境。
我們對于自身人性的估計，需要多么悲觀才能夠與之相適應呢？
墨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為“草根”說話的思想家。
人類從未存在過所有人完全的平等狀態，但存在社會成員相對而言更加平等的社會類型。
正當華府癡迷地關注著政治得分的時候，美國經濟卻正在直線下滑。
北大文科一直為桐城派古文家把持，不容新思想。蔡元培帶來了思想多元化。
對《梅蘭芳》在柏林電影節上“顆粒無收”的結果或許應該這樣理解。
我們少有經濟學家像錫克這樣持之以恒，系統地研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后的歷史走向。
事實證明，“大”并不意味著“好”。我們需要更小、更靈敏、更貼近客戶的銀行。
打個比方，天下是總公司，國是分公司，家是子公司。周就是總公司，各諸侯國就是分公司。
金融危機發生后，人們關心的一個問題就，經濟危機會不會傳導到社會，導致社會危機的發生？
有些人獨具慧眼，能夠預見金融崩潰，他們有什么獨到之處呢？
這樣一個春節，大多數人的心中，都帶著一點惶恐，又帶著一點希望，2008年過去了，2009年會怎樣呢？
民初的中國未給蔡元培提供理想的環境。他知道，在專制政治之下，難言教育獨立。
如何看待目前“中國經濟問題”，取決于如何判斷其與金融危機之間的關系。
較之《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一書，這個系列的專欄文章，要更好讀，更直截了當。
把當前的金融危機設想為一部恐怖片吧，片名就叫《有毒垃圾》。
奧巴馬的口誤看似無傷大雅，但與《憲法》表述存在偏差，宣誓或被視為無效。
實際上春秋戰國的問題就是“資產重組”。大小公司之間不擇手段。有識之士就出來發表救市主張。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人們就在不斷地探尋這樣的問題：危機下一步會怎么發展？
當“補天派”的主張不能得到執政者的贊同時，“失敗”就是體制內改革者的必然。
這些樂觀的保守派在上臺時意志堅定，富有一種天生的方向感，在下臺的時候，他們依然如此。
三十年前，這些人一起出發，激情澎湃地向國人介紹國外的先進思想和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