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的回響 (一)

他們終于進城了，成群結隊。少的二三十人一群，多的則有四五十人。大多尚未成年，臉上帶著一股農家少年的粗笨和喜氣洋洋。引人注目的是他們的穿著，都以大紅粗布包頭，大紅粗布兜衣套在汗衫外，黃色的裹腿，綁腿帶也是粗紅布的。他們的裝備是零亂的，手執大刀長矛，或是腰刀佩劍……

他們的絕大部分，這還是第一次跨入北京城。青磚砌成的高大城墻，大柵欄繁華的街市，必定讓這些少年們大開眼界。四周居民們的目光，肯定也激發起他們有參與一場盛大表演的熱忱。他們幾乎都沒受過教育，對于此行的目的有著模糊的認識——扶清滅洋，他們是要來殺盡洋人。他們喜歡叫這些洋人為“毛子”，因為他們的頭發、胡須和汗毛都濃密。除去這些洋人，他們還要鏟除他們的中國信徒，焚燒掉那些洋貨。在他們看來，正是這些洋東西，破壞了他們原本的安寧與富足，或許還導致了這多年未遇的干旱，讓他們的農田荒蕪。進城前，他們并不復雜的頭腦還記住了這樣的劃分——老毛子是遍體黃毛的洋人，殺無赦；二毛子是教民，允許他們退教，如果不退也殺；三毛以下則是用洋貨、行洋禮、崇洋之人……依此類推，足有“十毛”之多。

他們對于行動頗有信心，相信自己剛剛掌握的咒語可以讓洋人的大炮啞下來，金鐘罩功夫則足以刀槍不入，他們中有的人還可以飛檐走壁，夜晚直接飛到洋人的屋內取他們的首級。

這是1900年的6月10日，這場席卷整個華北的運動正在迎來它最高潮的時刻，義和團大規模進入北京了。

這場運動最初產生于1895年春天的山東，那時它還不叫“義和團”。先是在西南部的曹縣、單縣等地流行大刀會，它舉行集會、招募會員，當眾表演工夫，其中最著名的是金鐘罩——如果學會念咒吞符，練習得法，你的身體就像罩了金鐘一樣，刀槍不入。

大刀會的廣受歡迎不難理解。它的集會像唱大戲一樣富于表演性，給鄉村單調的生活提供了娛樂。更重要的是，它還提供了某種安全感。這一帶地處山東與河南、江蘇的交界地，與中國很多三不管地帶一樣，土匪橫行，深受治安混亂所困。中日戰爭的爆發，加劇了混亂程度，駐守這里的清兵被調往前線了。大刀會最初的目的僅僅是保衛家園，它的成員主要是地主、富裕中農和佃農。

另一股力量此刻也在山東西北部流傳，它自稱神拳，可以集體性地降神附體。和相對富裕的魯西南不同，這里非常貧窮，沒有貿易和商業，也很少有地主和士紳的財產需要保護。中國社會沿襲了上千年的秘密宗教、巫術在這里大為流行，為那些在現實世界毫無希望的貧苦人提供希望。他的領導人朱紅燈，是一位擅治皮膚病的赤腳醫生，他的醫術為他贏得了更多的追隨者，而降神是治病的重要手段。

1895年的春天，沒有太多人會注意到這兩股力量的存在。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被松散管理的遼闊疆域，中央孱弱的行政能力早已隨著太平天國運動而暴露無遺。北京的注意力也正集中于與日本的戰爭，前者的敗勢已難扭轉。這是令人驚異的一戰，大清國不僅被陌生的歐洲人的戰勝，竟也被自己長期俯視的 “一群日本矮子”戰勝。

不過，對于山東的這些拳民和大刀會成員來說，這場戰爭盡管同樣發生在山東境內，但仍顯過分遙遠，乃至于可能從未聽說過?，F代的交通與通訊技術僅僅停留在幾個通商口岸，民族國家的概念尚未出現，只有眼界開闊的知識精英，才知道大清國只是世界諸多國家中的一個。在絕大多數人心目中，這世界只有華夷之分，前者是文明，后者是野蠻。

不過，他們也感受到生活中的“野蠻人”越來越多了，而且這一次的“野蠻人”比他們想象的要更強大、也更惱人。來自不同國家和教派的傳教士，在十九世紀后半葉爭相涌入中國，去拯救這四萬萬靈魂，像商人一樣，他們被這個國家的人口規模所深深陶醉。商人們集中在大城市與通商口岸，而傳教士則野心勃勃的要進入廣闊的內陸與鄉村，開辦教堂，迫不及待地招收教徒。天主教在這場比賽中，遙遙領先于新教，后者缺乏梵蒂岡這樣的權力中心。

時代業已轉變。天主教士不再有利瑪竇式的耐心和對中國文化的尊敬。中國在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心目中的輝煌形象，早已讓位于一種新描述——一種停滯、衰敗的文明，一個專制、愚昧的國家政權，一群呆滯、骯臟、粗野的人民。他們不再需要學習漢語和儒家禮儀，反而認定 “中國人不服從，就毀滅”。一系列條約所帶來的“治外法權”，則讓他們的傲慢有所依托。幾場沖突過后，清政府在18世紀末面對馬嘎尼使團的不屑，變成了一味的忍讓，生怕再次開罪洋人。

在中國這樣一個漫長的官本位的社會，另一套平行的權力系統也逐漸形成。主教相當于一品官員中的總督，副助教則與道臺平級，即使普通的神父、牧師，也是知縣級別。從地方官員在傳教士們面前表現出的謙卑態度上，普通人看到了新的權力關系的生成。一些人純粹出于現實利益，加入了教會。為了吸引人們入教，教會有時發放銅錢甚至油條。而另一些時候，教會可以給予個人以保護。一旦成了教民，他從前的不良記錄、甚至做匪徒的經歷都被遮弊了。況且在懺悔之后就獲赦免，是對現實的一種多么愉快的逃避。1885年山東的一份天主教報告稱：“一大批有造反傾向的秘密社團成員已向基督教投降”。這些教民也因此獲得了權力，在與本村人的爭端中，有了洋大人的撐腰，而變得更自信和霸道了。

教堂里的傳教士或許只有一個，信徒卻可能成百上千。即使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以教會的名義，在和鄰居爭奪田產或是口角糾紛中表現得過分蠻橫，它都將導致普通人對于教會不信任乃至憎恨。關于這些洋人，有過那么多的傳說：他們在縣城里開照相館，專挖人的眼珠，教堂下面可能埋著人的心肝、被剝下的人皮……即使不理會這些杜撰，根本的價值沖突也仍然存在。在一個家族孝道備受尊崇的社會，傳教士們卻宣揚，上帝是惟一孝忠的對象。傳教士們似乎也對這些有待教化之人的固有信仰系統充滿蔑視。最初的教堂大多設立于寺院和道觀中，神父講道時經常將十字架放在佛像前的香案上，講到高潮時，常會揮杖指著神壇上的泥塑或木雕的佛像說，這是糊涂偶像，有罪無靈……但在絕大多時刻，聽眾們對此僅僅抱有一笑——這是個極度寬容、乃至沒有原則的社會，儒釋道在廟堂內的共處，是再普遍不過的現象。如果再加上各地所貢奉的各種名目的神，中國人的頭腦像是個眾神喧嘩的鬧市。不過，他們沒準備真的信仰其中任何一個，徹底的實用主義態度支配著一切。經常只有和現實利益發生關系時，他們才會捍衛或是反對一種信仰。

許知遠

《生活》雜志出版人edmund.z.x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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