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整理國故”（上）

1919年，在新文化運動達到頂點、新思潮最為高漲之際，力主“反傳統”的胡適卻似乎突發思古之幽思，提出要“整理國故”的號召。此論一出，便引起爭論。有人熱烈響應，使“整理國故”運動取得了至今仍令人贊嘆、堪稱豐碩的學術成就，對文化的積累和學術的進步，無疑有著不容否定的巨大意義。有人激烈反對，指其為對新文化運動的背叛，不僅有復古傾向，而且別有用心，要引誘青年在國難當頭之際鉆進“故紙堆”，置民族國家之危亡于不顧，實際為統治者服務。這種指責并非毫無道理，在當時的情境下，甚至引起了青年更多的共鳴。

這些稱贊或批評當然各有其道理，但時至今日，這些稱贊與批評或已無關緊要。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以客觀、從容的態度對胡適提出“整理國故”的背景、動機及其意義做一歷史的探討和理解,從而對新文化運動也有更全面的認識，甚至對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也會有更為深入的認識。

胡適認為，中國過去的一切都可稱為“國故”，但“國故”中又包含“國渣”與“國粹”。研究國學，就是為了區分、理解“國渣”與“國粹”。

1919年年末，經過群情激昂的“五四運動”之后，“新思潮”、“新文化”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巨大勝利。在這種情況下，胡適發表了重要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試圖對新思潮的目的、內容和意義做一概括性的說明和總結。胡適開篇即提出了 “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作為新思潮和新文化運動的綱領。在這一綱領中，“整理國故”是以“再造文明”為根本目的的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和步驟。在被稱為“全盤”、“徹底”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的諸位思想先進者中，胡適卻又首先提出要 “整理國故”，的確有些出人意料。但在胡適而言，這卻是“順理成章”的。

胡適認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霸u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他認為，這種“評判的態度”主要是對制度風俗、圣賢遺訓和社會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這三方面做以理性為標準的重新評估。這三方面的重新評估，與中國舊有的學術自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整理國故”，“就是從亂七八糟里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里面尋出一個前因后果來；從胡說謬解里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里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

胡適特別強調對古代的各家各派“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還他一個真價值”。所謂各家的“本來面目”和“真價值”，主要是針對幾千年“獨尊儒術”所形成的以三綱五常為體統的儒學教條，剝去其被視為“萬古不易”的神圣之光，而對從前被視為異端邪說因而不被重視的各種思想和學說做一客觀評價，闡發其中的合理因素。因此，胡適激烈批評“保存國粹”的主張：“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么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現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涂懵懂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國粹，什么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

幾年后，他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寫道：“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

這些可說是胡適提倡 “整理國故”的本意，也可說是“整理國故”的綱領。也即要通過“整理國故”分清傳統文化中的精粹與糟粕，去蕪取菁，再造新的文明。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視傳統，卻意在創新，相當平穩。

但是，胡適在不同時候，針對不同問題，對這一題目的側重與說法卻又有所不同，甚至彼此矛盾。例如，就在寫這篇文章的前幾個月，他在給毛子水的一封專論“國故學”的信中對學術研究抱“有用無用”的態度提出批評，認為這是應當摒除的 “狹義的功利觀念”，主張為學術而學術，“存一個‘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但他自己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實際并未遵循“為學術而學術”這種價值中立的原則，而是以打倒儒學、“再造文明”作為“整理國故”的目的，具有明確的現實的“功利觀點”。

1927年，針對對 “整理國故”是“復舊”的批評，他寫了《整理國故與打鬼》一文，對“整理國故”運動做了進一步的辯護和解釋。他說，之所以要整理國故，“只為了我十分相信‘爛紙堆’里有無數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厲害勝過柏斯德（Pasteur）發現的種種病菌，只為了我自己自信，雖然不能殺菌，卻頗能‘捉妖’‘打鬼’”。也就是說，其目的并非“為真理而真理”、“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學術”，更不是發思古之幽思的懷舊復古，而是 “化黑暗為光明，化神奇為臭腐，化玄妙為平常，化神圣為凡庸：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護人們不受鬼怪迷惑”，是對傳統批判的繼續與深入。

再比如，在1928年夏寫的《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中，他在對清代學者的治學的考證學方法大加推崇的同時，又格外強調“材料”，即研究對象的重要性。他認為，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雖然與西方學者的方法一樣 “科學”，但卻只以“故紙堆”作為研究的“材料”，所以對國計民生無大作用，也是中國近代科學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肮始埖牟牧辖K久限死了科學的方法，故這三百年的學術也只不過是文字的學術，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過是故紙堆的火焰而已！”

一方面反對“狹義的功利觀念”、提出整理國故要堅持 “為真理而真理”“為學術而學術”的為學之道，另一方面又以對傳統文化進行 “捉妖”“打鬼”、進而“再造文明”作為整理國故的綱領和旗幟；一方面力倡“整理國故”，另一方面又唯恐青年人因此而“鉆故紙堆”，所以用“廢物”、“死路”等驚人之語提醒青年應 “換條路”，走自然科學與技術的“活路”。這種自相矛盾與其說是胡適的思想混亂所致，勿寧說是客觀環境使然。在一個安定、正常、合理的社會中，學術與政治相對隔離，“為學術而學術”的態度對文化的積累意義殊深，無疑也是為學的正途和常態，本不成其為“問題”。這是胡適所追求、向往的，因而情不自禁屢屢提倡。但在正處社會轉型的近代中國，新舊思想的沖突格外尖銳、激烈，整理國故的確又極易為守舊者所利用，為舊勢力張目，這是胡適所堅決反對的，所以不得不對此又充滿警惕，意識到在這種情境下很難做到“為學術而學術”。在近代中國，“學術”實難擺脫“政治”的糾纏。在這新舊交替的關鍵時刻，他又希望能以深入的學術研究為基礎，將新文化運動中迸發出的雖啟人心智卻不無浮躁的思想火花經過深化和煅造，作為民族新文明的基質沉淀下來。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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