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悲哀
1847年，在歷時半年的一次遠游里，魏源在香港短暫地停留了一天。他購買了一本《世界頁冊分國地圖》，對于眼前的景象感慨不已。
六年前，他在浙江再度見到了好友林則徐。那時，這位1839年前往廣東銷毀鴉片的欽差大臣已被革職，暫時受命在鎮海抵抗英國軍隊。而魏源的身份則是過去兩年中的第三位欽差大臣裕謙的幕府內參議，裕謙在1841年2月接替了琦善。
他和林則徐相處的時間很短。魏源發現自己在這場戰爭中毫無用武之地，盡管一年前，他就根據一位被俘英國軍官安突德的自述而寫出了《英吉利小記》，這是中國人第一篇系統介紹英國的文章。魏源回到了揚州，自從1831年，他就住在了這里，成為兩江總督陶澍的私人幕僚。這似乎變成了他的宿命，他在通向權力道路的科舉考試中總是不成功。
1802年，8歲的魏源參加童子試。這是科舉考試中的最初一級，勝出者可以取得“生員”資格。主持考試的縣令提上聯，考生對下聯。對聯是中國讀書人樂此不疲的游戲之一，他們在字句的過度推敲里表現自己的創造力與情趣。主考人指著茶杯中畫的一幅太極圖說 “杯中含太極”，魏源則對“腹中孕乾坤”，他懷中正揣著兩塊麥餅，準備回家的路上吃。
這次天才般的耀眼，在魏源日后的科舉道路中再未重現。1821年，他才成為副貢生，而進士的身份一直要到51歲時才到來。在此期間，他四處游學、交友，并成為一套重要叢書的總編輯。他22歲前往北京并居住過一段時間，在此他成為了一個官員與知識精英組成的團體中的一員，這包括一個他的同鄉構成的湖南士大夫的圈子，其中有賀長齡、陶澍，另外也有林則徐、龔自珍這樣的人物。
除去風雅的詩詞與其他各種類型的智力游戲，這一群體的主要熱情是對于現實政治與社會的改變。出生于1794年的魏源，一生目睹著一個舊王朝如何在陌生的挑戰和社會內部失序的面前，風雨飄搖，無力應對。在他8歲成為生員的一年之后，他的家鄉湖南邵陽發生了大饑荒。而之前，湖南、貴州超過30萬的苗人起義，已持續了十年以上。饑荒把邵陽推到了生存的最邊緣。但是，縣政府卻沒打算在稅收上有任何讓步。在一場民變即將爆發時，魏源的祖父 “慨然赴縣”，“代完一郡之餉銀”，老人家在上演完中國讀書人高風亮節的一幕之后去世。而魏源的父親正在江蘇當一名低級官員，他的家族開始衰落了。
賀長齡在1824年委托魏源編輯的《皇朝經世文編》，是當時知識氛圍中新空氣的代表。代表著清王朝權力與繁榮頂峰的18世紀已經過去，流淌在盛世背后的思想壓抑、缺乏個性的考據學風也正遭受質疑。
18世紀的種種后遺癥已突顯出來，人口遞增一倍所帶來的資源緊張感四處可見，對于魏源這樣的讀書人來說，獲取功名的難度明顯增加，因為應試者的數量不斷增加，而錄取名額卻沒有增長。況且，考試的題目與錄取方式，也與這個變化的時代毫無關系。
因此，那些落第的知識分子經常成為高級官僚所雇傭的非官方的顧問，提供法律、財政上的幫助或僅僅是提供智力上的愉悅與刺激，支付他們酬勞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這些官員，他們彼此間形成了一種新的依附關系。在這種關系背后，則是這樣一個趨向——權力正在由中央政府轉向地方政府，在魏源去世的1857年，這種趨向確定無疑。
《皇朝經世文編》是從清代學者四處發表的文章中選編而成，大部分內容集中于財政、公共工程與軍事方面。而漕運、河工和來自亞洲腹地的軍事騷擾，正是清政府面臨的主要挑戰。魏源顯然對于那些沉溺于文字游戲和傳統、對于社會危機視而不見的知識分子與官僚階層不屑一顧。當然，他也沒有擺脫這一模式，通過重新詮釋偉大的典籍，來為他所推行的思想與社會的變革提供理論基礎。今文經學，在他手中，既有學術的目的，更是政治與派系斗爭的手段。
19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內部的危機因為外來力量的到來而加劇了。在鴉片戰爭到來之前，我們在他的文章里經常發現這一描述：沒有一年，我們不擔憂黃河水的泛濫；沒有一年，我們不提高治理河道的資金；而且一些從來沒發生過的事也發生了，鴉片在國家四處蔓延，白銀則不斷外流……現有的政治體制已無法應對這些新舊結合在一起的挑戰，和在1899年的被處決，反映了政治體制滿足于將一兩個貪官法辦，而放棄了對整個肌體改變的可能性。
魏源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一直在寫作大量政治體制變革的文章。他不斷地強調政治參與的重要性：一個國家必須廣泛地尋求知識精英的意見，才能恢復國家的活力。而他自己的經歷卻是他期待的圖景的反例，這既有個人命運的不幸，更與時代的氣氛相關。1830年，他主動請求到新疆從軍，到了甘肅嘉峪關時，叛軍撤退了，他只好返回。在1841年與林則徐相遇不久，他就因自己的觀點無法被采納，而回到揚州。8月，林則徐的最終判決也下來了，他再次被革去四品卿銜，流放伊犁。魏源在江蘇鎮江等待老友，做可能是他們最后的相會。林則徐把在廣州收集翻譯的《四洲志》、《澳門月報》、《粵東奏稿》交給他，希望他撰寫《海國圖志》。
接下來的一年多，是魏源一個高產的時期，鴉片戰爭的失敗刺激了他的創作欲望。1842年7月至12月，他分別完成了《圣武記》和《海國圖志》，前者回顧清朝開國以來的主要戰役，期待尋求繁榮與衰落的原因，而后者則是中國第一部試圖全貌地認識世界的著作，“師夷長技以制夷”是其主要觀點。
不過，1847年的那一次短暫的香港之行，仍在極大程度上震驚了他。1840年12月琦善和鴉片商人義律簽訂的《穿鼻草約》將香港島割讓時，這里還不過是一個有幾千人的小漁村，北京與倫敦都以相當鄙夷的態度談起它。但僅僅7年之后，魏源就看到它 “化為雄城如大都會”、“擴我奇懷，醒我塵夢，生平未有也”。
十年后，魏源病逝于杭州。在生活的最后時光里，他終于在1845年的候補殿試中成為了三甲九十三名進士中的一員，并成為揚州的一名地方官。在他剛剛準備在一個區域展開他的政治才華不久，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內亂開始了，魏源在揚州提倡團練抵抗太平軍……
在日常事務之余，他仍在繼續增補《海國圖志》，但它的影響力卻微乎其微，中國的知識精英似乎仍對外部世界缺乏興趣。在生命結束前的三年里，他徹底遁入了佛教的安寧之中。但在1854-1856年間，日本人至少翻印了21個版本的《海國圖志》，日本精英期待這本書很久了，他們也面臨著同樣的西方的挑戰。
許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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