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骨為燭

顧準是在一場政治運動中被撤職的，事前毫無預兆。

從1951年12月開始，一場席卷全國的“三反五反”運動開始了，這是建國后第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它的起因有兩個，一是中央對黨內腐敗的警惕，二是為了增加稅收，支援朝鮮戰事。

當時，過于激烈的運動氣氛已經影響到了工商業的正常運作，華北地區2月份的稅收比1月份減少了一半，天津有4000家私營工商戶歇業，影響到40萬人生計，西南地區的月稅收也減少了一半，百貨商店的營業額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很多私營工廠停業觀望，而震動最大的正是“五毒”最集中的上海，在過去的兩個月里，市委共收到檢舉材料24萬件，200多名企業主被抓，發生48起自殺事件，死亡34人。2月中旬，中央緊急部署，決定在上海暫停發動“五反”運動，縣以下的五反則推遲到春耕以后。

2月25日，主管全國“三反五反”工作的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南下上海指導工作，28日，顧準在電臺里作廣播講話。29日，上海市委召開黨員干部大會，宣布對8個干部的處分決定，其中一人竟就是顧準。對他的處理決定是，“一貫地存在著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違反黨的方針政策，屢經教育，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顧準對自己被突然撤職 “感覺十分突然”，日后來看，他被免職的原因有兩條，一是他的“依法征稅”政策不被采納，二是“不服用”。

在當財稅局長期間，會計師出身的顧準一直試圖建立依法征稅的體制，他主張依照稅法所規定的稅率查賬征收，強調“依率計征，控制計算”，不同意用運動的方式來征稅，他在自己主管的上?！抖悇胀ㄓ崱分羞B續發表論文，對此進行論證和闡述。他的這些想法和做法，被認為是保守的。43年后，經濟學家戴園晨在一篇關于顧準的紀念文章中說：“這種依法還是不依法的爭論，當時以顧準去職告終，而今負擔的隨意性仍是經濟工作的陋習?！绷硗庖粋€原因就是“不服用”，顧準的辦事能力和學養有目共睹，可是他的知識分子氣質卻讓人討厭，據他的弟弟陳敏之回憶，有一位大區負責人曾說，“像顧準這樣的干部，我們這個大區內一個也找不到”，同時他又說，“如果顧準再不聽說，飯也不給他吃?！?959年，陳敏之在一次會議上遇到陳云，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介紹說，“這是顧準的兄弟”，接著他說，“顧準就是不服用”。

顧準被撤職后，連降數級，先是到籌建中的華東建筑工程部當了辦公室主任，接著調至新成立的建筑工業部當財務司司長，隨即再下放到洛陽工程局當副局長，1955年，又被送進中央黨校的普通班學習一年，隨后被調進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員。

據吳敬璉的回憶，在這期間，顧準“從早到晚都鉆在圖書館的書庫里讀書”，過去的三年里，他通讀了馬克思的三卷《資本論》、蘇聯理論家們的計劃經濟理論、黑格爾以及凱恩斯的著作，此外還讀完了《中古世界史》、《中國通史》和《中國近代史資料選編》，浩大而孤獨的閱讀經驗，讓他變成了一個獨立而尖銳的思想家。他對國家的經濟建設模式，漸漸形成了體系式的看法。在1955年12月的日記中，他如此評論“一五”計劃：“工業建設，必須使用現代技術，迎頭趕上。但是，如果僅僅依靠輸入的計劃工作，輸入的工業化方案，這不只是經濟建設上的教條主義，也不是從中國土地上生長起來的東西?！边@樣的言論，在當年無疑是大逆不道。就在這時，顧準開始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與顧準達到了同樣思想高度的另外一個學者，是他的江蘇老鄉孫冶方。這是一個1924年就入黨的老黨員，1949年當過上海市軍管會工業部副部長、部長，與顧準有過同事的經歷。1954年赴京升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接著又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所長。正是在這一時期，兩位老友又相聚在一起。

有一次，顧準翻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七篇的一段引文，與孫冶方進行討論，這段文字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廢止以后，但社會化的生產維持下去，價值規律就仍然在這個意義上有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不同各類生產間的分配，最后和這各種事項有關的簿記，會比以前任何時候變得更重要?！?

對這段文字的再三推研，讓兩人的思想打開了一扇危險的窗口。1956年6月，孫冶方在《經濟研究》雜志中發表 《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一文。1957年，顧準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他們破天荒地認為“我們必須研究社會主義下面的商品生產問題”，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也可以由市場規律自發調節的驚人觀點。

事實上，在1956年前后，已有不少人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思計劃經濟的運作規律，譬如孫冶方的堂兄、時任中財委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的薛暮橋也在1957年的春天撰寫了 《經濟工作中的若干理論問題》一文，提出了困擾內心的四個問題：“第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會主義，是否可容許小商品經濟甚至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存在，并有一些發展，然后慢慢改造它們？第二，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采用什么辦法來使消費品的生產能夠適合人民的多方面和多樣性的需要？第三，怎樣能夠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保持國民經濟各方面的平衡？第四，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國家的基本建設投資應當首先用于什么方面？”不過，當時的薛暮橋等人還不敢像顧、孫那樣的思考，他在晚年的回憶錄中說：“我國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我自己在內），是一直把價值規律同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聯系起來研究的，認為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規律，在商品經濟消滅以后，價值規律也就不起作用了?！?

只有顧準和孫冶方超出同時代的所有人，他們因此成為了異端。也正因此，在很多年后，他們被并稱為“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第一人”。

在《試論》一文中，顧準更是展現了讓人仰止的道德勇氣，他無比大膽地寫道，“可以知道，經過幾十年的歷史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已經形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的全部細節，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沒有全部預見，也不可能全部預見的。為什么現在社會主義各國還存在著商品生產與貨幣經濟呢？應該從這個體系的內部關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作為一個會計學專家，顧準在文章中一再挑戰經典理論。他寫道，“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馬克思、恩格斯再三指明過；社會主義是實行經濟核算的計劃經濟，馬克思、恩格斯從未指明過。相反，他們確切指明社會主義社會將沒有貨幣，產品將不轉化為價值”。他認為，這是一些需要修正和演進的理念，“讓全社會成為一個大核算單位是不能的。全社會必須有一個統一的經濟計劃，具體的經濟核算單位則必須劃小，至少以每個生產企業為單位進行核算，巨大的生產企業，其具體核算單位還必須劃小”。他像先知一樣地對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統計劃經濟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戰，很多年后仍能撫摸到其思想的灼熱。

到1964年，隨著“三年災害”時期的結束，中國理論界又出現過一股重新認識價值規律的思潮。孫冶方和顧準成為重要的參與者和受難者。

當時打開頭炮的，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最高領導人之一的張聞天（1900－1976，曾用名“洛甫”），他是1925年入黨的老黨員，曾在1930年代當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建國之后，他曾出任駐蘇聯大使，后被罷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了一名 “特約研究員”。1964年2月，時年64歲的張聞天寫出《試論社會主義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規律的新內容》一文，鮮明地提出了新價值規律——積極倡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搞自由競爭。

張聞天的文章顯然鼓勵了其他的思考者。5月，時任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的薛暮橋寫了三篇關于價格問題的論文，提出糧食價格的購銷倒掛問題，建議提高農村中返銷糧的銷售價格，提高到購銷拉平，以此為突破口，理順已呈僵化態勢的物價體系。他日后回憶說：“我一直認為，在物價的計劃管理體制下，價格往往背離價值，不利于調節各類產品的按比例發展，達到供求平衡。我主張必須對物價進行調整?！?月，薛暮橋的論文在經濟所進行了討論，會上，孫冶方和顧準都贊同他的觀點，顧準還專門寫作了《糧價問題初探》一文，鼓吹提高糧價和煤價，降低人民幣對外匯率。此外，楊堅白、張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紛紛發表論文，主張以資金利潤率作為評價社會主義經濟活動的標準，以生產價格為基礎訂價。這些思想都聚焦于生產和流通領域的計劃性弊端，市場和價格的自由化成為焦點。

進入秋天，這股市場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極左理論家陳伯達、康生組織了多場座談會，對這些觀點進行清剿。在這一過程中，孫冶方被鎖定為最主要的批判對象，他是經濟所的所長，而自由化言論大多出自該所。在過去的幾年里，孫冶方不但保護了顧準、張聞天等人，還先后寫作了20多篇論文，論述計劃經濟與價值規律的關系，如 《要用歷史觀點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論價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中的利潤指標》等等。1962年，孫冶方與陳伯達就一些經濟概念發生了書面爭執，孫認為，不應該在計劃供應與憑證供應之間劃等號，不要把集貿市場叫做“自由市場”。1963年底，孫冶方還在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專門做了一次關于利潤問題的演講。據經濟學家劉國光的回憶，在演講前，有年輕學者勸孫冶方別講了，提醒他說：“你講利潤，人家會說是修正主義?，F在還是不講為好，風聲已經這么緊了?！睂O淡淡地答：“風聲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氣象學的?！?

雙方矛盾在《紅旗》雜志組織的一場座談會上全面激化。

在這次會議上，楊堅白、張卓元撰寫的《生產價格論》等兩篇論文遭到點名批判，發言者的調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氣氛十分緊張。被點名務必參會的孫冶方坐在一角，實在按捺不住，他站起來大聲說：“不要再批他們了，文章觀點是我的，我來承擔責任！我應戰，我喜歡赤膊上陣?！?

接著，孫冶方操著一口濃烈的蘇南口音論述自己的觀點，“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從蘇聯承襲了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價值規律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對立的，相互排斥的，這種觀點幾乎已經形成了一種規范模式，嚴重束縛了人們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和探索……”

有人當即質問：“請問，你宣揚的規律是什么？”

孫答：“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是第一條！”

會后，楊堅白與孫冶方一起出門，楊悄聲說：“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來報名呢？”孫說：“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觀點是我的，我來承擔責任?！?

10月，陳伯達和康生派出70人組成的工作隊進駐經濟所，以“張（聞天）、孫（冶方）反黨聯盟”的罪名對孫冶方進行批斗。孫冶方被批判的觀點主要有兩個：一是反對無產階級國家統一管理經濟，主張企業獨立自治；二是反對按社會需要調節生產，主張以利潤調節生產。因此，孫冶方的經濟觀點的實質，就是 “使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理論”，他被判定是“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每天打掃廁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內被批判39場。

孫冶方因此成為建國后第一個被公開點名批斗的著名經濟學家。這個倔強的蘇南人卻不肯低頭認罪。他寫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檢查材料，進一步清晰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工作組對他的評價是：“抗拒黨和群眾對他的原則批評，態度十分驕橫”。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縣周口店公社大韓集大隊進行勞動改造。

孫冶方的朋友們也紛紛遭殃，楊卓元、桂世鏞等人被認定是“張、孫反黨聯盟”的“八大金剛”，一直受到他庇護的老右派顧準這次自然也是在劫難逃，他被隔離審查，掛牌批斗，然后同樣送到周口店勞動改造。在日記中，他很內疚地寫道：“我更進一步猜測，孫冶方的問題是任用我這個右派分子而引起的，我這個人，到哪里都要害人，這回又害了這個老朋友，覺得很對不起他?！鳖櫆实膼燮尥翳禐榱颂嫖鍌€子女著想，提出與他離婚，她在給顧準弟弟陳敏之的信中說：“只要顧準有一天脫掉右派帽子，就可立即復婚?！笨上?，她與顧準都沒有等到那一天。

發生在1964年的這場關于價值規律的思潮，是1978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它很輕易地被擊潰了。而隨后展開的批斗，事實上也成為即將拉開序幕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戰。

吳曉波

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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