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家百年 （下）

中信泰富此次遭劫，有很多媒體認定“榮家謝幕”，而我則不做如是想。因為，檢點榮家百年史，這遠遠不是最兇險的一次。至少，有三次危機比今日更為驚心。

三難

1934年，受全球經濟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陷入空前大蕭條，紡織業是當時中國最大、最重要的制造產業，自然首當其沖。

當時申新紗廠約占全國民族資本棉紗廠紗錠數的20％，布機數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廠規模占全國行業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業總數達21家，已是當時國內規模第一的民營實業集團。榮宗敬曾很得意地對友人說：“當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而榮家事業的迅猛發展靠的是瘋狂的舉債擴張戰略，申新資產共值6898萬銀元，而負債達6375萬銀元，處在一個十分緊繃的狀態中。轉眼間，市場突變，榮家首當其沖。到1934年初，榮家面粉工廠全面停產，申新各廠也風雨飄搖，榮宗敬在信中說，“花貴紗賤，不敷成本，織紗成布，布價僅及紗價，銷路不暢，存貨山積”。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銀行已無一家肯對榮家放款，連榮氏參股的16家錢莊也關上了大門。榮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殺，他的好友陳光甫和宋漢章兩人在榮宅陪他一宿，溫言相勸，才算是沒有走上絕路。

6月28日，榮宗敬派人到無錫向弟弟求救，族內有人擔心，去救上海申新會把無錫的產業也拖進泥潭。榮德生執一茶壺在手說：“我與哥哥好比這個壺，一經破裂，雖持半壺在手，亦復何用?！彼斠拱鸭抑兴械牡仄鹾陀袃r證券全部收羅起來，第二天清晨就趕到上海，在陳光甫、宋漢章的斡旋下，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聯合借款220萬元，這才稍解燃眉之急。

但是，區區200多萬元僅夠榮家多吸幾天的氧氣，當時申新總公司每年的通稅和利息支出就在1000萬元以上。1934年7月4日，申新公開登報，宣告“擱淺”。

就如同這一次對沖巨虧之后，榮智健北上向中信集團求援一樣，當時的榮宗敬也只有向國民政府告救。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曾經想一口吃掉申新，他用十分輕描淡寫的口氣對榮宗敬說：“申新這樣困難，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開銷由我負擔?！?

榮家那次逃生，靠的又是陳光甫仗義出手，申新與中國、上海兩行訂立“委托經營簽約書”，才保住了所有權。榮家兄弟如同兩個溺水之人，日日拼死撲騰，一直熬到一年多后市場轉暖，才終于熬出生天。

榮家第二次大危機發生在1938年?？箲鸨l后，日軍攻陷長三角。榮家經略了30多年的龐大產業聚集于上海和江蘇，全數都在日軍的炮火覆蓋之下。淞滬會戰時，日軍與抵抗的十九路軍在閘北和滬東一線展開激戰，榮家的幾家工廠都在戰區內，均為日軍攻擊的目標。戰事中，無錫、上海兩地企業設備被毀紗錠18.7萬錠、布機2726臺、粉磨36部，榮家產業三去其二。在如此絕境之中，榮德生的女婿李國偉西遷內地，再度創業辦廠，總算保住一點血脈，到了八年抗戰勝利后，榮家再次復興。

榮家第三次傾家蕩產，則是在1956年。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毛澤東提出讓私人資本在中國 “絕種”，榮家在大陸的所有工廠在一日間全部公私合營，收歸國有。一直到22年后，榮毅仁復出創辦中信集團，才又一次開始了財富生涯。

與以上三次危機相比，此次榮智健辭去中信泰富董事長一職，其資產縮水33億美元，但是他仍然在中信泰富擁有超過11％的股份，只要不涉嫌刑事糾紛，日后的東山再起，或有可期。

政商

榮家被稱為“紅色資本家”，其與政府及國營資本的關系千絲萬縷，十分耐人尋味?；赝倌昙易迨?，可稍稍理出一些端倪。

榮氏子弟對官商經濟一直非常警惕。早在1934年，榮德生的大兒子榮偉仁就在一封信中披露了家族擔憂：“政商合辦之事，在中國從未做好，且商人無政治能力策應，必至全功盡棄?！?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大興國營事業，將很多日商大紗廠合并為國有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榮德生以老資格實業家的身份向政府上書，他憂心忡忡地寫道：“日本紗廠接收后，全部改為國營，亦是與民爭利，以后民營紗廠恐更將不易為也。若論國家經濟，統治者富有四海，只須掌握政權，人民安居樂業，民生優裕，賦稅自足……若措施一差，誤入歧途，雖千方百計，終難平穩。因知富強非難事，只在用之當與不當耳。能用民力，不必國營，國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雖一切皆歸官辦，亦是無用。因官從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費而已。余近見政府措施孽謬，有失民心?！?

榮德生的這段表述可圈可點，至今是普世道理，可惜不為當政者聞。

新中國初創時，對國民黨政權深深失望的榮德生父子決意留在大陸，從此開始了與新政權的合作之旅。當時，三十出頭的榮毅仁曾經對共產黨的治理能力頗為懷疑，他曾說，“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經濟打零分”。此話一度流傳甚廣。而在日后，他表現得心悅誠服，對各項政策均積極配合。

榮家是當時國內最大的資本家。1954年，國家對私人企業施行“贖買定息”的政策，國家根據核定的私股股額按期發給私股股東固定的股息。全國拿定息的在職私營業主為71萬人，吃息代理人為10萬人，這81萬人就是殘存的資本家階層。其中，上海市公私合營企業中的私股為11.2億元，幾乎占總私股的一半。私股在500萬元以上的五個大戶中，有四人屬于榮氏家族，第一名是榮毅仁的堂兄榮鴻三（他在香港），占975萬元，榮毅仁則占第三位，他在8個城市擁有24家紡織、印染、面粉和機械工廠。

1956年，中國對私營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僅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讓所有私企全部收歸為國營化。私營企業家積極配合了政府的決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樂松生，他是百年藥號同仁堂的總經理，南方的領頭者則是榮毅仁，一時人稱“北樂南榮”。

1956年1月10日，毛澤東南下到上海申新棉紡織印染廠視察，他對時年40歲的榮毅仁說：“你是大資本家，要帶頭?，F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了，老板換了?！彪S后他問：“公私合營后生產怎么樣？”榮回答說：“比以前要好?！痹谝暡旌?，榮毅仁當即代表上海工商界集體給毛澤東寫信，表示要在6天內實現上海全行業公私合營。新華社記者問起榮毅仁今后的打算，他回答說：“我的企業已經實行公私合營，還準備實行定息的辦法，這樣每年利潤更有了保證。我已經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表示了決心，我一定把所得的利潤以投資企業和購買公債的方式，用來支援國家的建設。我個人愿意在任何工作崗位上來盡我的責任，做一個對國家、對社會主義有貢獻的人?！?

第二年的1月，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一次會議上，榮毅仁當選副市長，這是榮氏家族自創業經商以來，第一位子弟擔任政府公職。據回憶，在代表大會期間，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親自南下為榮毅仁助選，陳毅對代表們說：“我匆匆趕回來，因為毛澤東給了我一個特殊任務，要我和上海的朋友商量一下，請投榮毅仁一票，把他選上副市長?！?

就在那段時間，毛澤東與陳毅等人議論國內著名的資本家時說：“這榮家是我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在國際上稱得起財團的，我國恐怕也沒有幾家子?！睒s毅仁的“紅色資本家首戶”稱號由此得來。

誰料，在當上副市長不久，風云突變。1957年夏季，全國掀起反右派運動，全國有55萬人被打成“右派”，工商界是首當其沖的“重災區”之一。在鋪天蓋地的大運動中，連一向積極配合國家政策的榮毅仁也被波及。他被認為與幾個“小開”相從甚密，常常在一起搞“星二聚餐會”，是“搞小圈圈的人，密謀策劃，拉幫結派，在工商聯和民建中排擠左派、打擊積極分子”。榮毅仁悲觀地認定，“這次我們一些代表人物大概要完蛋了”。后來，是毛澤東親自出面保他，才算沒有受到公開批判。兩年后，僥幸過關的榮毅仁被調離上海，赴京出任紡織部副部長。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榮毅仁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被徹底打倒。他在全國工商聯機關食堂的鍋爐房運煤和打掃所有廁所，他經常遭批斗，食指被紅衛兵打斷。其獨子榮智健被下放到極其偏遠的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改造，每天和民工一起抬石頭，挖土方，搬機器設備。他因此說：“我覺得我一生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可以說是沒有吃過什么苦?！?

1978年，鄧小平復出，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與鄧關系交好的榮毅仁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歐洲最杰出的中國問題專家、法國學者瑪麗·白吉爾曾經回憶過一個細節：1979年9月的一天，她坐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辦公大樓里，等待一個重要官員的接見。她看到：“這位官員從門外進來，后面跟著五六個隨行人員，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歲的實際年齡年輕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領、貼袋的中山裝——這是中國官員慣常所穿的服裝，但他所顯露的那種靈活、步姿和舉止，卻使我驟然聯想到美國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鍍金鋼筆和戴在手腕上的百達翡麗手表，以及腳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識到，這位官員非同尋常?！备准獱栆娒娴倪@位官員就是榮毅仁。

榮復出后，就向鄧小平建議：“從國外吸引資金，引進先進技術，似有必要設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集中統一吸收國外投資，按照國家計劃，投資人意愿，投入國家建設?！边@就是中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的由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它扮演了中國引進國際資本的中介角色。

而榮智健則南下香港，與一群解放前逃亡在外的榮家子弟會合。他從創辦一家總股本為100萬港元的愛卡電子廠起家，靠獨享的進口貿易權迅速做大，榮氏父子從此成為中國富豪榜的?？?。中信集團為國資委直屬企業，在那個國有壟斷資本高度集中的集團中，私人得以擁有股份，且能以陽光化的方式成為中國首富，榮家確為僅有之孤例。

富貴

回望榮家百年，宛若重讀了一遍中國近現代的商業史。其興衰軌跡，既有獨特之處，又有共同規律。

在《跌蕩一百年》一書中，我曾經寫過這樣的一些文字：“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國的官吏和精英階層一直致力于國家的重建與民族的復興，而悲劇性的是，每隔三十到四十年，這一進程就會被外亂或內患所打斷，這使得中國的企業史成為了一部缺乏傳承感的歷史——在那些國運衰竭的時代，他們的未來毫無希望可言，但是卻從來不乏對國家的熱誠。商業上的智慧以及長期的實務浸淫則讓他們往往有著比政治家、革命家更為現實的立足與眼光。即便是在最無奈的絕境，他們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實現盡可能的進步與和平。他們曾經扮演過進步勢力的最堅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們一度成為主角，他們有機會改變國家和自己的命運。他們也有軟弱的一面，在某些重要的歷史時刻，他們做出了完全錯誤的選擇，從而把自己的命運帶入了泥潭。他們始終不知道如何處理自己與強大的政府機器的關系?！?

這些感慨和思考，大抵都與榮家有關。

在榮智健黯然辭職的今天，榮家何日再起，誰也不能精確預料。展望來日，我卻突然想起榮智健祖父榮德生晚年的一則軼事：

1948年春天，《國史大綱》的作者、無錫籍歷史學家錢穆應邀到榮德生創辦的江南大學任教，他住在榮巷樓上，每到周六下午，榮德生夫婦都會從城里來，住在樓下，周日下午離開。晚飯后，他們必定會在樓上或樓下暢談兩小時左右。

錢穆問榮德生：“畢生獲得如此碩果，有何感想？”榮答：“人生必有死，兩手空空而去。錢財有何意義，傳之子孫，也沒有聽說可以幾代不敗的?！苯又?，榮德生提到他在南通修建的一座大橋，他說：“一生惟一可以留作身后紀念的就是這座大橋，回報鄉里的只有此橋，將來無錫人知道有個榮德生，大概只有靠這個橋?！?

1952年7月，榮德生在無錫病逝，終年77歲，葬于無錫梅園北面的舜柯山麓。他去世前做的最后一件工作是，為自己修訂了一本《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他的隨葬品是一套線裝的地輿學書和一只隨身多年的鍍金殼鋼機芯打簧懷表。三十年來再沒有遭遇挫折的榮智健，以及他那些銜著金湯勺出世的子女們，在此刻讀到這些先人故事，該有何種頓悟？

梅園爛漫，開謝有序，白云蒼狗，何為富貴？

吳曉波

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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