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的兩個邏輯

提起《戰國策》，人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讓孩子從小受磨練的“觸龍說趙太后”，可能是由“吾與徐公孰美”引發統治者應廣納眾言、多聽批評的“鄒忌修八尺有余”，可能是從“出無車，食無魚”之嘆說明要尊重人才的“齊人有馮諼”，可能是使人回味無窮的 “狐假虎威”、“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畫蛇添足”、“亡羊補牢”、“南轅北轍”等等。這些名篇幾乎家喻戶曉，確是值得千古傳頌的。因此，從中學課本到各種“文選”刊登的往往都是這些篇章，現在多數人對《戰國策》的了解似也僅限于此，結果《戰國策》其他更加豐富精彩的智慧和文化歷史內容大都被忽略。

《戰國策》共有33篇，記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到秦統一，作者不明，原無確定書名，由西漢劉向考定整理后定名為《戰國策》。春秋戰國正是周室衰微、群雄并起的年代，數百年間兵革不息，各路雄杰逐鹿中原，無數生靈涂炭。不過，有道是“亂世出英雄”，這個紛爭不息的年代，也為一干聰明、詭詐之徒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大舞臺。由于當時嚴格的等級制度尚未最后確立，因此平民出身的策士、說客可以自由身份直達國君，以自己的治國之策打動君王，謀取自己的名利地位，正所謂“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一旦得寵，便一步登天；如不被用，則轉身投靠其他賞識自己的君主。一方面，策士們這種“來去自由”、可以“擇君而輔”的獨立性，為后世所無，保持了一定的尊嚴。

《齊策》中記顏鉫見齊宣王，王呼：“鉫前！”鉫亦呼：“王前！”如此氣慨，好不快哉！而且，他還滔滔不絕地向齊宣王論證了國無士必亡，故“士貴耳，王者不貴”的道理，齊宣王也只能洗耳恭聽，并不能將他怎樣。君王與臣民的這種關系，自秦以后便不復存在矣。但另一方面，策士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而朝秦暮楚，只有利害，沒有是非，毫無信念和原則可言。如蘇秦始以連橫之策勸說秦惠王并吞天下，連上十多次奏章不被采用，于是轉身來到趙國，又以合縱之說勸趙王聯合六國抗秦。這種立場截然相反的轉變，并無任何道德、心理障礙。

策士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一時成為風氣。對此，西漢劉向的分說頗為深刻。他認為，周文王、武王時天下太平，“崇道德，隆禮儀”，綱紀嚴明，“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因此可以德治天下，連橫、合縱之徒的活動舞臺非常有限。但戰國是大兼并的時代，禮崩樂壞，仁義道德已蕩然無存，此時“非威不立，非勢不行”，講究的是“勢”與“術”。因此“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仿效，后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身處此種情境，策士自然也難講“道德”。對此，劉向也頗為理解。的確，《戰國策》充滿了策士們在一發千均之際力挽狂瀾于即倒的奇謀險計，每每令人拍案叫絕。

這些策士謀臣的計謀之所以能夠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他們對“人性”有相當深刻的洞察，對人性的種種弱點、缺欠，人性中“惡”的幽黯面認識尤深。事實上，《戰國策》將政治與道德分離，通過一則則驚險故事，告訴人們政治是不道德或曰政治是非道德的。僅就此點而言，《戰國策》又與將近兩千年后西方馬基雅維里的 《君主論》有相通之處。有人稱，《君主論》是西方的“政治心理學”著作，同樣，《戰國策》也可說是中國的“政治心理學”著作。當然，《戰國策》不像《君主論》那樣有系統的理論，不過，卻更加形象生動地揭示了“君主”們復雜而扭曲的內心世界。

在《戰國策》中，統治者的心理、品質、行為與凡人一樣，甚至因手握大權而更加陰暗狠毒，全然沒有后世儒家為統治者披上的 “天子”外衣，因而也是道德象征的光環?；蛟S，這也是《戰國策》的深刻之處。其實，儒學經典談的是政治“應該”如何，而《戰國策》說的是政治“實際”怎樣。但從古至今，總有不少人將“應然”當作“實然”，把“理想”當作“現實”。因此認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可為 “萬世開太平”的“王道”，從而加以提倡。其實，在中國傳統政治中，《戰國策》這種“帝王術”教科書更為統治者重視?；蛘哒f，統治者總是淡化儒學中“道統”對統治者的要求，總是對庶民強調儒學中的“三綱五?！?，從“人心”方面使百姓能發自內心、自覺自愿地擁戴統治者，大大減低自己的統治成本。而他們自己，則將《戰國策》一類權謀數術奉為圭臬，視為萬古不變的政治教科書。

由于儒學認為人性本善，因此更加重視道德教化而輕視制度因素；而統治者又總是有意以儒家的“德治”之名弱化有可能對自己形成約束的制度建設，所以中國政治傳統嚴重缺乏對權力的制度性制約。然而，《戰國策》揭露了中國傳統政治更加真實、殘酷的一面，表明在實際運作中，政治往往是非道德的，權力總是可怕的，權勢者的用心很可能是叵測的。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完全不同的邏輯：一是既然如此，政治必然不能講任何規則，權力必然不能受任何約束制衡，端看誰“更黑”、“更狠”、更有力量，這是傳統政治的邏輯；另一個是唯其如此，政治就必須在一定的“框架”內運作，權力就必須為一定的“制度”所制約，否則很有可能禍國殃民，這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邏輯。二者之中究竟如何取舍，我們每個人都應深長思之。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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