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的回響 (二)

薛田資（GeorgeStenz）是一個新德國精神的代表。他出生于1869年，兩歲時，俾斯麥統一了德國，這個國家迅速躍升為歐洲第一強國。1894年，在山東傳教的薛田資將自己的經歷整理出版，它有一個自我炫耀式的名字——《在孔子的家鄉》。這種感覺或許多少像是東征的十字軍占領了耶路撒冷。在這本書中，他吹噓說，魯南教區是多么成功，他所資助的巨野縣的磨盤張莊更是“模范村”。

不過，他的樂觀沒能持續多久。1897年11月1日的深夜，一群手持刀槍的人闖入他的家中。這一天正好有兩位圣言會的傳教士拜訪他，薛田資將自己的臥房讓給他們。于是，他躲過了一劫，這兩位傳教士被殺害。

關于這一事件的原因，至今沒人能說清楚。一種說法是，當地居民對他的張狂深惡痛絕，還有人說他牽扯到本地的秘密社團之爭，傳教士們常借助他們的力量，以擴充教眾。

在之前的三十年里，類似的教案已發生了上百起，它們或大或小，但經常遵循著類似的模式。這種模式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1860-1863年，法國軍隊曾駐扎在此，激起了本地的憤怒。法國人的傲慢與不敏感，加劇了這種情緒。法國領事館占據了一座原來的皇家別墅；而1869年又選定了一處中國寺廟的遺址以修建維多利亞圣母大教堂；而加入了教會成為修女的中國姑娘們，經常不再回家看望父母，當她們被指責為不孝時，教會則出面保護她們，很多人相信，教會正在破壞他們相信的傳統倫理。到了1870年，敵視的情緒因為一則謠言而更加劇烈了。

棄嬰是晚清社會的錮疾之一，其中大部分是女嬰。修女們為了拯救這些嬰兒，給每個送來嬰兒的人一小筆錢。它隨即引發了一個意外的結果——一些人專門拐騙嬰兒，送到教會換錢。而恐慌的父母親們，隨即把罪責推到了他們本就不信任的教會——它在拐騙走他們的孩子。

謠言因為習慣的不同，而繼續增長。為垂死的嬰兒洗禮和實行基督教葬法，都讓民眾相信，教會在有意殺害嬰兒。激憤的群情傳達到地方官，天津的道臺在6月約見法國領事，轉告他當地民眾要求搜查教堂，被后者嚴詞拒絕。但在接下來的和一位名叫崇厚的官員的會面中，雙方達成了諒解，由清朝官方進行一場無傷大雅的搜查。

當雙方覺得事情正在了斷之時，法國領事又聽說那位不合作的道臺大人正率人要沖進教堂。領事傲慢而魯莽地沖進了崇厚的家中，揮劍砍掉了大人的書桌一角，并向崇厚開了兩槍，盡管沒有擊中，但這種公然的侮辱，一下子使事件變得不可收拾。

領事和他的秘書試圖沖出官邸，并殺了一名隨從人員?？上攵?，這兩個狂妄的法國人當即被殺并被碎尸。連鎖反應也產生了，昔日的憤怒得到了爆發的機會，法國領事館、教堂、育嬰堂都被燒，10名法國修女、2名法國神父、7名外國僑民和一些中國教民被殺。當時的直隸總督曾國藩查辦了此事。他的處理充滿了節制，處決了16名中國人，并派遣崇厚前往法國道歉，當然還有一大筆賠償金。

彼此的懷疑、流傳的謠言、積郁的憤怒、莫名的傲慢，這些因素像藥劑一樣攙雜在一起，不知何時會突然被引燃，產生超出意外的破壞力。居住在中國的漢學家衛三畏對此評論說：“簡言之，這次騷亂的全過程——它的緣起、蔓延、高漲、迸發和平息——如同曾經出現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樣，蘊涵著中國與歐洲文明在融合過程中所存在著的許多嚴重的障礙?！倍鴮τ谝粋€世紀后的歷史學家MaryClalaughWright來說，1870年的天津教案標志著“同治中興”的終結。清王朝在1860年代短暫的復蘇之后，又開始了更為屈辱的歷史。

在某種意義上，1870年代的天津仍有幸運之處。曾國藩是一位杰出的大臣，鎮定而克制地處理這一切。也是在此刻，普法戰爭爆發了，法國分身無術，一場中法間更大規模的沖突沒有爆發。

而1897年11月的山東，則是另一個故事了。中國與世界的形勢又發生了改變。兩年前中國戰敗于日本，簽定了《馬關條約》，引發了歐洲新的想象——中國比想象的要脆弱得多，一股瓜分中國的狂潮要開始了……

駐北京的外交官人選變化，暗示了這種新趨勢。1895年，竇納樂（ClaudeMacDonald）被任命為駐北京的英國公使，之前他一直住在開羅，是一位非洲事務專家，在一年后的一封電報里，他說，“將中國看成一個文明國家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竇納樂的任命充滿了象征意義。北京原來的那位“中國通”正被調離，他們代表著西方對中國文明的最后欣賞。新任德國公使也來自非洲，法國公使同樣熟悉非洲遠甚于亞洲。他們帶著肢解非洲的自信與熱忱來到北京，而對于久居北京的舊人，必定感到一種新的焦慮。執掌海關多年的赫德評論道：“我輩之人多年來將中國視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將被竇納樂擊敗，因為此人對東方一無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對付非洲黑人的經驗?！?

所有的西方國家中，德國最為踴躍。好大喜功的威廉二世在1890年罷免了俾斯麥。他還年輕，急切地想自我表現。德國謹慎的外交政策，迅速讓位于咄咄逼人的擴張。于是，1897年11月1日夜晚山東的一場慘劇，與往昔那些教案不同，它給予了德國一個再好不過的借口，它要租借膠洲灣，割占青島。山東巡撫毓賢的行動看起來迅速而有力，他立刻抓住并嚴懲了兇手，期待尋得德國政府的諒解。但這于事無補，德國軍隊仍如期到來。

不過，很多普通民眾乃至士兵對于到來的德國軍艦沒有太多的不適感。在山東日照縣石臼所灘頭，盤著辮子的中國士兵把小船上的德國軍人背到岸邊，因為那位領路的薛田資教士用山東話對中國士兵喊道，如果能夠下水把他們背過去，會給他們一些錢。一位德國軍官在戰斗日記中寫道：“我們用一袋煙的工夫就出奇制勝地打下了日照城，大家不相信這是在敵人的國家。我們邁著悠閑的步伐，那樣高興和無憂無慮。日照城里籠罩著一片寂靜。中國人在早上知道了我們來的消息，下午的時候已經跑光了?！?

不過，對于1898年的中國來說，不管是德國人入侵山東，還是農民們攻擊教堂的行為，都沒有那么嚴重。這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北京的官僚系統、年輕知識分子們、外交人員被一場變革牢牢地吸引住了眼光。幾個從廣東來的讀書人，努力使26歲的光緒皇帝相信自己可以成為明治天皇式的人物，能以果敢的努力迅速重塑中國，贏得強大與自尊。但只有最精明的政治人物，才會注意到這場引人期待的變革背后，有著多么深的裂痕。年輕的皇帝和他的支持者們雄心勃勃地發動變革，但真正的掌權者卻是慈禧太后和她的仆從。后者擔心前者真的擁有權力，以獲取國際的支持力量。在名義上，皇帝已在八年前親政，但是太后卻一直控制著一切。對于皇帝來說，變革不僅是國家權力的伸張，更是個人權力的證明。

許知遠

《生活》雜志出版人edmund.z.x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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