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骨為燭

1974年12月3日凌晨，顧準在昏暗和寂寞中去世了。在過去的幾年里，他經?？妊?，并有低燒，但是醫生一直把這些癥狀當作氣管炎來治療，當最終確診為肺癌以后，已是無藥可治的晚期。

從文革開始之后，顧準與中科院經濟所的同事們被集體下放到干校勞改。那些日子，無論是夏天還是秋天，他頭戴寬邊草帽，腳上穿著破綠軍鞋，整天奔忙在貧瘠堅硬的田地上，做著毫無效率可言的農活，據吳敬璉的回憶，在當時，顧準“痰中帶血”，身體已經出現了惡化征兆。他瘦弱的身影在遼闊的華北平原上顯得那么的無力和可笑，沒有人知道，在這具已經被拋棄的軀體內，正流淌著一股倔強而清醒的血液。

比他小10多歲的研究員吳敬璉，與顧準成了莫逆之交。吳敬璉的政治定性是“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他開始對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意圖產生了懷疑，而顧準顯然看得更加深遠。吳敬璉日后回憶說，“顧準總是說，這不只是那幾個人的問題，對于中國為什么在20世紀都已過去了一半的時候還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怪事，需要放到整個歷史發展的背景下去觀察。

這時候的顧準，早已不是過去的那個顧準了，苦難讓這個人的靈魂變得更加純凈，而思維的深度更是讓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時代人。這位早年的會計學教授、上海市財稅局長不再滿足于自己所謂的“專業”，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會計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舊業，也不想再操了”。顧準開始向上追溯，他研究先秦的韓非子、荀子，研究中世紀以來的法國革命史，進而上溯到希臘的城邦制度，他想要搞清楚人類在追求民主制度時所面臨的種種抉擇與思考方式。

這種富有穿透力和強大時空坐標感的鉆研，讓他的思考力變得愈加的尖利，他對諸多尋常事件的看法已信之拈來，皆成智珠。某次，一位棚友購得一本《天演論》，視為寶物，顧準拿來“粗讀一過，頗多感觸”，他的感觸是，“（此書）歸根到底，無非強調人定勝天一語，而于政治則為舍己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說，持其論，可以破民主個人主義，而歸于集體英雄主義，此集體英雄主義鋒芒所向。并非人事，特為自然。循是推論，則凡違此義者，都與人類本身之目的不合，而為人類之異己分子，階級斗爭不可廢，且永不可廢，根據悉在此”。自從《天演論》被翻譯到中國后，從沒有人以這樣的角度來解構這部一直被奉若真理的作品，顧準卻從中尖銳地看出了植根于國民精神深處的對專制的膜拜，他的思想如一把薄如素葉的手術刀，準確而干凈，舉手一試，萬物頹然。

1971年8月，顧準以《十年來的蘇聯經濟》為題寫道：“他們的經濟是有發展的，但是，這仍是備戰經濟體制的發展，而且是一種極其笨拙的、悉索敝賦的以供軍備的那種發展，一句話，斯大林主義的經濟體制，對他們已經積重難返，成了不治之癥了?！彼M而說，“本因為如此，所以，他們的經濟體制本質上是一種浪費和窒息的制度，用在軍費與基本工業擴展上的比例很大，用于增加消費基金的數額，永遠跟不上工資的增加……我想，在看得見的將來，這個看來都難受的體制還是會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會有一種力量來推翻這個令人窒息的制度”。

顧準是1972年夏天回到北京的。他的妻子汪璧已經在四年前自殺，而子女們與他斷絕了父子關系。他如一只喪家之犬，只好住在中科院的一間斗室中。在生命的最后兩年里，他天天跑北京圖書館，大量閱讀與做筆記，為一本名叫《希臘城邦制度》的書做準備。

這是一個為抽屜而寫的偉大作品，顧準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動力來自于天地間一個冥冥的召喚。他以數十萬言冷峻的筆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與“東方專制主義”的區別，“在全面比較中西文明的基礎上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他的書中寫道，“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么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边@位早年狂熱的理想主義者終于在歷經劫波之后脫胎換骨，回歸為一個理性、中庸、信奉漸進的經驗主義者，在一個接一個的昏暗難眠的夜晚，他將畢生的憤怒鑄成了一個個帶血的漢字。顧準不知道的是，幾乎就在他埋頭工作的同時，匈牙利的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JánosKornai)正在創作《反均衡論》（1971年）和《短缺經濟學》（1980年），而寫出過《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國人哈耶克正因他的捍衛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成為西方聲名最隆的經濟學家，他將在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全球思想界，對僵硬的計劃經濟制度的徹底清算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顧準晚年一直對自殺的妻子念念不忘，他的同事駱耕漠曾回憶一個細節：“1973年前后，記得我剛補發了工資，我請顧準到莫斯科餐廳吃飯，回來時太陽落山了，他說，我們走條近路回去吧。其實路也不近，走到一座樓前，他眼睛望著樓上一個窗戶，默默地停了好長時間。我才知道，他是特意到汪璧住過的地方憑吊，汪璧是在這里自殺的?！?

1974年11月，醫生在顧準的痰液培養結果中發現了癌細胞，顧準自知末日降臨。當時，那場“文革浩劫”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就在秋風蕭瑟中，顧準把44歲的“干校棚友”吳敬璉叫到病房，他冷靜地說，“我將不久于人世，而且過不了多久就會因為氣管堵塞說不出話來，所以要趁說得出話的時候與你做一次長談，以后你就不用來了?！痹谶@次長談中，顧準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是一定會到來的，但是什么時候到來不知道，所以，他送給吳敬璉四個字：“待機守時?！?

顧準在遺囑中把自己的遺稿分為兩部分，其中“有關希臘史部分交給吳敬璉同志”。這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思想家對另外一個思想家的衣缽傳承。十多天后，顧準去世，吳敬璉親手把他推進了陰冷的太平間，這位日后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回憶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疾惡如仇卻又充滿愛心、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傷神……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顧準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1980年2月9日，顧準被“恢復名譽，徹底平反”，當日，中科院為他和妻子汪璧召開追悼會，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級墓室”里。1994年9月，《顧準文集》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9月，《顧準日記》由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

顧準最終成了那個沒有到達目的地的人。十多年后的今天，他被認為是一個“卸下肋骨點燃光明的烈士”。他用自己的苦難講述了生命的堅硬、豐富和寬廣，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自1952年之后，他就被那個時代所拋棄了，隨后的22年里，他的生活凌亂而慘淡，他的身份卑賤而可鄙，他的聲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志所厭惡而顯得多余。但是最終，他的存在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后一抹尊嚴。

親愛的讀者，謝謝你們在這個悶熱而喧囂的夏日，讀完這篇冗長的文章，在今天，我們僅能以這樣的方式紀念那位偉大的先行者和受難者。

吳曉波

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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