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并沒有否定高考制度，作為探路者的我們，就一定要高考么？
共有產權式的做法合情合理合法，利遠大于弊，值得支持，而且應該全國推廣。
如何評價日本周邊國家漁業受到的影響，東電及日本政府該如何向周邊國家做出解釋，已成國際焦點。
雖說“贖”比“禁”好，但淘汰“電摩”按現行辦法操作，政府的“道義風險”猶存。
我們必須再次掀起改革的浪潮，讓那些與民爭利的官營企業盡快地與政府脫鉤。
官爸爸們以家庭的和諧取代社會的和諧，最終可能是家庭和社會的雙重不和諧。
當武器的批判真的代替批判的武器后，“變革”也好，“變革者”也罷，其聲音都會一下顯得微弱。
以色列在動蕩紛呈、變化不定的中東地區，不得不保持著相對的“低姿態”，怕的是阿拉伯革命之火殃及它的安全。
許多人反對真維斯冠名的原因是二線品牌的真維斯配不上頂級品牌的清華，倒顯示了勢利心態與潛意識中的輕商心理。
在古今中外的死刑史上，被處死的絕大多數，乃是窮人、弱者、屁民。但民眾的質疑背后有著更復雜的歷史和制度因素。
中國模式是中國思想界最大的爭議，存在很多爭論和不同看法，應算做最高的學術命題。
就算在輿論道德壓力下，企業們抗住虧損不漲價，又能抗多久？如果企業因此而紛紛破產倒閉，最后吃虧的還不是消費者和老百姓？
世上若有廉潔特區，川震重建簡直最有條件。然而，事實證明，權力無足夠約束而能廉潔的特區是不存在的。
推行購物卡實名制只是表象，反腐斗爭陷入困境才是實質。
單靠立法和執法、司法任何一個部門都不能解決醉駕問題，一個社會問題的治理總是需要綜合各種手段，過于盯住立法，試圖單純以立法手段解決問題，那不現實。
一手拿國家巨額撥款肆意糟蹋，一手向企業屈尊斂財，清華大學以及所有有姿色可出售的大學，可稱之為文化乞丐。
為什么這種基本常識從來都沒有普及到官員這里？這是因為公仆們是我們這些主人所不能開除的。
繼去年兩次高密度的卓有成效的中國之旅后，金正日此次訪華能給我們帶來什么信息？
倘聯軍果真除掉奧馬爾，對相關國國內政治或能起到一定影響，卻難以從根本上改變阿富汗戰爭的運行軌跡。
問題不在于法制不彰，不在于思想教育無效，也不在于“主子”不夠果敢。而在于不作傷筋動骨的改革，這就是一個無解的“死扣”。
近代“公民社會”的概念是黑格爾和馬克思“設計”的，并為后來的各國共產黨人所發展和實踐。
遵照“文官治軍”的原則，美國國防部長一概由文官擔任。論及謀略的運用以及在國際舞臺上縱橫捭闔的經驗，還有誰比中情局局長更適合呢？
三大油的海外產量增加是說給投資者聽的，與保障國內供應沒神馬關系。
將司法的教化功能隱逸在刑事處罰之中，使法律的正義性與威懾性在人權與尊嚴之間維持平衡。
100%登記公車或許只是公車改革邁出的第一步，能不能算做“破冰”的標志還要以觀后效。
故宮，現在已不是“大內”，但仍有“大內”的剩余價值。這種剩余價值，不只包括此地若開會所必是“頂級”，不只包括宮廷公司、院內政治所傳遞的“大內”氣，還包括在丑聞中顯影的將管...
環保部向高鐵項目掀起“環保風暴”，背景想來并不簡單，特別是這一系列舉動發生在劉志軍被免職之后，更不免引起種種聯想。
對高曉松領刑后的交通秩序預期，我們還不能過于樂觀。司法界、學界、管理層和公眾對醉駕問題還有分歧。
故宮失竊案、“錦旗錯字”、建福宮“私人會所”這“三重門”，顯然不是簡單的道歉就能解釋的。
幾十年來，李光耀在臺海兩岸、中美之間長袖善舞，看似變化多端，實則是一以貫之的“借力打力”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