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陶短房/文 加拿大法文報紙《蒙特利爾觀察家報》在李光耀、吳作棟兩位新加坡內閣資政相繼宣布從內閣和國會“退休”后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指出，這一“新聞”本不該讓世人如此關注，因為年滿87歲的李光耀論歲數本就該退，且理論上早在1990年就已經退了。然而這遲到21年的退休仍能成為新聞焦點本身，就充分表明了李光耀這個人物的重要性。

平心而論，李光耀和他一手締造的新加坡共和國，在東方和西方，往往給人反差極大的兩種不同印象。

在東方人眼里，李光耀和新加坡是學習西方、對外開放和現代化的典范：嶄新的城市，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令人羨慕的高素質就業人群，和英語世界接軌的教育體制和產業模式，都讓獨立后的新加坡成為東方學習西方、融入現代體系的先鋒和楷模；而在西方人眼里，李光耀和新加坡則是“走東方道路”的象征，這個慢慢變老、早已不在其位卻一直在謀其政的客家裔老人對西方政治、社會和思想體系百般挑剔，一直頑固地堅持自己那套“儒家現代化”的東方治國理念。在華人眼里，新加坡曾是一個西化的“新式國家”；而在西方人眼里，新加坡又是個不折不扣的“華人國家”。

這與其說是觀念差異所致，毋寧說是李光耀刻意營造的、對自己和新生的新加坡共和國有利的國際環境。

在上世紀60年代中葉，新加坡和馬來亞分離前后，他若不強調新加坡的華人屬性，這個華裔居多的島城將淹沒于馬來人的汪洋大海；若不強調新加坡人和華人的不同，則華裔特有的“唐山情結”將令這個新生國家難以自立。正因如此，當面對馬來人和英國人的遠近交迫是，他刻意展示其“華人”屬性，而在島內卻用強化英語教學、鏟除華人“唐山情結”、強制培育“新加坡人”認同等方法，力圖讓這個南洋華人都市和中國本土嶄然不同。

而到了“后四小龍時代”，這種“對西方強調東方屬性，對東方強調西方屬性”的做法，又被賦予新的內涵。冷戰的結束，東盟鄰國政治體制的紛紛變化，令曾經在西方顯得“文明而現代”的新加坡，逐漸凸顯出其“不文明性”，各種刺耳的批評，如新聞管制，家長制和裙帶作風，威權政體，變相世襲，以及苛嚴的法規，令人側目的鞭刑……不絕于耳，對此，李光耀祭起的自辯法寶，正是“東西方差異”、“儒家傳統”等從中國故紙堆中撿拾的東西；中國的崛起和壯大，又令曾經認為“唐山”已不足為慮的李光耀和新加坡重新感到緊張，強調新加坡的“非中國”屬性，甚至暗示其在“抑制中國南洋擴張野心”中的橋頭堡作用，則成為以攻為守，抵御中國文化圈影響的不二法門。

俄羅斯民間傳說中，非鳥非獸的蝙蝠依靠在獸類面前展示牙齒，在鳥類面前展示翅膀，而左右逢源，得到無窮好處，李光耀所用的，正是這種“蝙蝠的智慧”，只不過用法正好相反，是在鳥類面前展示牙齒，在獸類面前展示翅膀，正所謂戲法人人會變，奧妙各不相同，目的自然是通過這種異同間的落差，凸顯自己和新加坡在地緣政治舞臺上的獨特地位。

正因為此，自由受到英式教育、年長后又學習過中文的李光耀，才會在訪問大陸和臺港澳時說英文，訪問英美時說漢語；也正因為此，他才會在冷戰期間一面和美國結盟對抗中國，聲稱“東盟中最后一個和中國建交”，一面又不斷和中國高層拉關系，不中斷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在中國處于空前孤立的上世紀70年代，新加坡曾主動充當過臺海交流的使者，而到了近幾年，李光耀卻又不斷提醒臺灣，和大陸打交道要更謹慎，因為大陸“有野心”。

應該指出的是，盡管是“蝙蝠”，但時勢不同，李光耀和新加坡所強調的側重點并不一致。冷戰期間，中國大陸經濟不發達，國際影響力也較弱，大中華文化圈不成氣候，而西方對新加坡更友善，李光耀著重強調的是新加坡和中華文化之異，降低華語地位，通過選舉制度調整強塞更多非華人議員、公務員，甚至關閉“南洋華人文化大本營”——新加坡南洋大學等，都是那一時代的“杰作”；時過境遷，冷戰后中國迅速崛起，而西方和新加坡的政治分歧公開化，李光耀便自2000年起重新強調“華語重要性”，大談“華人傳統”和“儒家價值觀認同”。萬變不離其宗，他心里所考慮的，仍然是自己和新加坡的利益最大化。

即使在強調與華人“異”的年代，李光耀仍然會不時顯示一下新加坡的華人特質；同樣，在重新大談“華人傳統”的今天，理論上早已退休的他，也間或發表一些“如何抑制中國影響”的高談闊論，甚至不惜呼吁外界強權介入。新加坡是彈丸小國，但戰略位置重要，正所謂“韓地雖輕，得韓者重”，通過合縱連橫，讓區內各派勢力相互牽制，保持“恐怖平衡”，才能最大程度發揮新加坡獨特的“地緣中心”地位，幾十年來，李光耀在臺海兩岸、中美之間長袖善舞，縱橫捭闔，看似變化多端，實則是一以貫之的“借力打力”邏輯。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東南亞政治、金融和航運逐漸多中心化，臺海兩岸也好，中美雙方也罷，直接溝通的渠道已變得通暢而多層面，留給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居間”舞臺業已不多，值得一提的，怕也只是馬六甲咽喉，兩洋要沖了。

由于李光耀和新加坡的“華人面孔”，長期以來，大陸許多人自覺不自覺地將他們當作“自己人”，或對他們“華人認同”的言論激動不已，或對他們的“反華言論”感到驚訝、委屈和憤怒，他們無意中忘記了一個本不應忘記的事實，即新加坡共和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李光耀是這個主權獨立國家的締造者和第一個公民，他的言行、思想，是本著新加坡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不可能、也沒有義務考慮中國“同胞”的利益和觀感，他的言行有時會令中國人高興，有時則相反，這只不過因為兩國間利益的時有異同，僅此而已。

經過李光耀幾十年的苦心經營，如今新加坡許多華裔在被大陸中國人問及“你是哪里人”是會首先大聲說“我是新加坡共和國公民”，然后才小聲解釋，自己祖籍是潮汕，或臺山，或文昌，等等，這本屬正?！徽５氖悄承﹪说摹白宰鞫嗲椤?，忘卻了外籍華人首先是外國公民，然后才是華人的事實。這一點恰是最不該忘記的，否則就會造成誤解、誤判，并產生許多不必要的風波和后果，對名義上“徹底退休”，實則影響力仍在的李光耀，對新加坡，對世界其它國家那些獲國際大獎、任顯赫要職的外籍華裔，對那些會操流利漢語的“中國人民老朋友”，都當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