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在于思想制度層面

第三個觀點，也很有意思，我們現在回頭看，人類在進行現代化演進的過程中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有一個邏輯在那里，它是循序漸進的。1840年的洋槍洋炮打開了中國大門，我們就認為需要學習西方的這些技術，所以就開始了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是像我們今天看到的技術、經濟層面的改革。但是甲午戰爭的失敗讓人們產生了更多的反省。反觀日本的明治維新，花了30年時間解決了日本的基本崛起，當然崛起的核心是由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而發了大財，日本才徹底崛起。日本崛起用了很短時間，明治維新是在學習西方。甲午戰爭使得中國的仁人志士認為中國的問題還是要解決制度的問題。理想派有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戊戌變法，走君主立憲的道路，還是保持傳統，但這樣的斗爭根本沒有推翻滿清的體制。戊戌變法失敗后，又爆發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就上升到了更高的層面。從技術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軍事層面，什么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其實根本要在思想制度層面解決。五四運動的“反帝反封建”意義是我黨在革命后的一種總結，五四運動的本質就是“德先生”、“賽先生”、“打倒孔家店”。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化追尋了170年歷史中的最具分水嶺意義的一個事件。它徹底的否定傳統、全盤西化，開啟了又一個現代的中國。今天中國的邏輯就是從“五四運動”演繹而來的。

其實西方列強并不支持孫中山革命，只有蘇俄支持，黃埔軍校也是由蘇聯人出資建的。國民黨、共產黨這兩個黨都是鮑羅廷作為顧問。兩黨實際上是相輔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是外來黨，也就是由共產國際主導和推動而成立的。孫中山所倡導的國民黨三大口號就是聯俄、聯共、輔助工農。這兩黨都是按照列寧的國家理論、政黨理論建立的，就是我們所說的黨國制，黨是至高無上的，黨領國、領軍、領政、領民，所以中國就走向了一條黨國道路。

中國的這段歷史很有意思，從五四運動、私權的黨國，再到后來的新中國。其實非常簡單，就是這樣三大模式。這就是根據我的理解而進行的歷史梳理。 

兩個版本的現代化

中國歷史從1949年到今天的核心是什么？我的觀點是，中國經歷了兩個版本的現代化。當然我的看法不見得是成熟學說。

1949年后，我們基本上是全盤的蘇聯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國150多個項目的工業體系基本建立起來，另一個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大國，研制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在文革中期還有一個三線工廠，三線工廠很有意思，是我們把蘇聯援助的這些項目消化吸收后，進行再復制。

建國后的前30年我們就把意識形態抽象掉，這種蘇聯版本的現代化基本上是以公有制、計劃經濟為主，然后用工農業剪刀差來完成重工業和工業的資本積累。比如當初需要用布票、糧票，還要勒緊褲袋，這是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中。很多人問，我們那時候為什么不開放？那時候開放可行嗎？當時的世界，已經形成兩大對立陣營。中國去參加聯合國會的時候，國庫里拿不出一張美元，因為西方對我們都是封鎖的。不要忘記歷史，當年中國就是從這樣一個歷史的過程中走來的。

當時，蘇聯版本的現代化已經走不過去了，其實，蘇東也在探索改革、中國也面臨新的選擇，鄧小平提出了改革開放。中國人革命的目的是要國家富強，窮社會主義不是我們想要的，這是最大的核心凝聚力量?，F在回過頭看，鄧小平改革的時候，比今天要再一次改革簡單得多。因為那時沒有利益體，沒有任何利益集團。毛澤東時代的整個中國社會很簡單，共產黨的干部25級制，一級工資400塊錢，25級的工資大概是25、30塊，工人有8級工資制，所有的財產都是國家或集體的，沒有任何一分錢的私權，那個時代是一張白紙。

第一個版本的現代化是走蘇聯路線的現代化，學習蘇聯。經濟學中講發展，基本的就是生產力的三要素。首先，人力資本從何而來？伴隨每次現代化的大運動都伴隨著一個智力吸收的過程，就是留學生運動。毛澤東時代，大家都到蘇聯東俄社會主義國家留學，把自己的孩子也都留到蘇聯留學，解放后這些人全部回國來建設，我們的人力資本也是這樣的形成過程。第二，資本如何來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在一個封閉的體系里，只能用工農業剪刀差，來完成工業化建設。第三，我們的技術從156個項目中獲得，用的都是蘇聯、東歐的技術，156個項目相當于現在成套設備和技術的引進。

從毛澤東時代到我們今天的這個版本的現代化，中間有一個過渡時期。

1970年代，那時是中國最詭秘、最具變化、最具波瀾壯闊的年代。1971年林彪墜機身亡，意味著文革的破產。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國再一次跟西方結盟，其實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做了兩件事，一個是中國建國跟蘇聯簽訂友好條約，用中蘇結盟來對付西方自由世界。后來中蘇關系交惡，1972年尼克松訪華就是中美握手，形成了一個三角關系。過去是中蘇聯盟對付美國，后來我們反過來跟美國結盟對付蘇聯。因此我認為今天整個世界的格局，從1972年尼克松踏上中國的那一剎那開始，整個世界的邏輯就開始演繹了，就是中美聯手對抗蘇聯——蘇聯的倒臺——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

1972年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1973年鄧小平復出，直至1975年。1976年又是很關鍵的年份，毛澤東的去世意味著中國一個時代的結束。當時打倒四人幫是最重要的任務，當然還有更重要的——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1989年的那個時期。從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這近20年實際上是開始演繹從蘇聯模式向西方模式轉變的又一次轉型，其實這些年是一個過渡轉型的時期。因此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年份包括：1972年、1976年、1978年、1989年。雖然我們改革開放30年有點像從1840年到辛亥革命，也開始走技術和引進外資的路線，也開始在制度上學習。今天，中國又站在了另一個改革的關鍵路口。

“兩個改革、三個遺產”促成中國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 

關于改革開放這30年，我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改革開放30年最核心的是兩個偉大改革：一是價格改革，宏觀經濟里的價格改革建立了我們今天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系；第二個是微觀的所有制和產權制度的改革，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成長起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企業家階層。關于現代企業制度我有一個觀點，即企業家的三個劃分。在1992年之前并沒有現代企業的法律制度，所以那時候的企業家基本上是戴“紅帽子”的集體企業、鄉鎮企業、國有企業。到1992年后因為有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公司條例，中國的企業開始進入一個制度化的階段，再到海歸派引進西方現代企業形態、填補先進行業在中國的空白，完成了中國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有了這兩個偉大制度的改革，奠定了我所講的當今第二個版本的現代化。實際上我們是以美國為師，走的是混合所有制的市場經濟道路。中國過去是計劃經濟，今天是市場經濟，過去是公有制今天對應的是混合所有，甚至是私有或民營經濟占到很大比例的體系，這樣就產權明晰了。

因此，價格改革、所有制和產權制度改革，是中國這30年的兩個最大改革。今天人們都在討論是否有中國模式。不管是叫中國模式，還是中國經驗，我認為今天中國經濟的成功，這兩項改革是先決條件。如果沒有進行市場化的改革，沒有建立市場經濟體系，那么今天中國所有的改革都無從談起。但是僅僅有市場經濟，而沒有私營經濟、沒有產權和所有制的改革，就不會有今天企業家群體的崛起，也沒有今天整個經濟的蓬勃生長。

在上述兩個改革的前提下，我認為，中國過去的體制留下了三個重大遺產：

第一，從中國歷史上來看，在某個亂世后，亂世的終結者基本上會是一個強人時代。這種歷史人物都備受爭議，但他們一定都會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比如，秦漢、隋唐，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很幸運的，中國歷史上，元、清的版圖最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清朝的版圖。從秦漢、隋唐到今天，是以漢人為核心的中華民族體系的大版圖。把歷史拉長來看，通過1840年，歷經百余年的紛爭、混亂，中國今天仍然幅員遼闊。不管我們如何看待制度，但一個強大的力量終結了紛爭混亂的歷史，毛澤東就是這一亂世的終結者，同時他又建立了歷史上又一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當鄧小平把國家機器接到手上時，當他說讓每一個螺絲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候，這就今天講的舉國體制。我們很多人都沒意識到，今天這個強大的中央集權體系，其實是為中國轉化成以經濟建設為核心而發揮了巨大的力量。如果要講中國今天成功的原因，就是一句話——政府主導經濟，或者叫企業家精神社會化。因為省委書記就相當于董事長，省長就相當于這個省的總經理，其實是一種企業家精神的社會化，大家都在搞經濟建設。這是第一個偉大的遺產。當然今天我們所批判的這個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也是由于政府主導經濟而帶來的。

第二個偉大的遺產就是土地，今天我們還是在吃老祖宗的飯。1949年，所有財產歸公，包括跨國資本，比如我們講的黃浦江、外灘一條街全是國有資產。今天實際上還是政府的，屬于國有資產，連土地都是。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特別是城市化和基礎設施建設，大量征用土地。我與臺灣人交流時，他們說，要趁價格低的時候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因為現在臺灣是土地私有，土地價格都漲起來了，修一條高速公路根本修不起來。所以我們在城市化的運動中，在基礎設施建設中，由于土地國有和土地集體，我們才能演繹“春天的故事”，一位老人在南海邊劃了一個圈，就造就了深圳這樣的城市。如果沒有共產黨強大的中央集權，如果不是所有財產都收歸國有，這是不可能的。

第三個偉大遺產是廉價勞動力。農民沒有土地了，就到城市里打工。我不同意用“農民工”這個詞匯，其實應該稱之為“新興產業工人”。在進行現代化、工業化的過程中，有巨大的勞動力需求，農民工就是新興的產業大軍，有3億農民工因為沒有土地而離鄉背井。

我認為今天中國的現代化應該是中國經驗，如果沒有市場經濟改革和產權改革這兩個基礎，沒有中國這過去的三個遺產，就不能夠取得我們今天的成就。中國經濟30年巨大成就的首功當然是政府主導經濟。經濟學家張五常說過縣域經濟的競爭，但他只是看到了其中一面。由于整個社會、整個黨的體系以GDP考核為核心，而且由于是政府進行主導經濟，中央政府搞經濟特區，地方政府搞開發區，縣里搞招商引資?；叵霘v史上香港的招商引資，基本上全球招商引資都是省委書記的頭等大事。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改革開放30年，又分三個時期。前10年是改革體制的準備期、過渡期、奠基期，我剛才講城市的改革核心是企業改革，然后是價格改革帶來整個宏觀經濟體系的轉型和改革的發生。在第二個10年里，1992年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年份，大家都只記得鄧小平南巡，其實還有1991年蘇聯、東歐倒臺這個大國際形勢對中國的壓力。鄧小平南巡把中國徹底扭轉到還是堅定的改革、堅定的走市場經濟道路。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正式確定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在此之前的叫法包括：“小農經濟”——以計劃經濟為主、商品經濟為輔——有計劃經濟的商品經濟——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并行——商品經濟，還沒有談市場經濟。因此，中國最終確定市場經濟道路，是伴隨漫長思想斗爭和交鋒走過來的。

1992年還有一個很重要事件，當時國家體改委頒布了兩個文件，包括《有限責任公司試行條例》和《股份公司試行條例》，到1993年才出臺《公司法》，1996年出臺《合同法》。所以在1992年之前，中國對于企業沒有任何制度，1992年之前的企業包括鄉鎮企業（集體所有）、國有企業、個體戶、合資、外資企業。所以在1980年代創業的企業家是很悲愴的，因為他們沒有所有制的保證，沒有企業法律框架來建設企業，所以要戴著“紅帽子”。另外，可能會由于產權模糊，而導致牢獄之災。過去發生很多類似的悲劇，當然也有成功的企業案例。

所以，1992年這些政策和改革構成了當代中國的一個分水嶺，經濟建設完全的走向市場，我們所講的市場是以改革和市場為核心的。1989年后，整個西方封鎖中國，當時中央的核心工作就是兩件事，一是打破西方對中國的封鎖，所以采用的基本是跨國公司案例。因此那時候任何一個跨國公司的總裁到中國，都會得到主席的接見，但今天跨國公司領導來見一個主管部門的處長都難上加難。我記得有篇文章寫的很好，說在中國改革開放中，跨國公司立了汗馬功勞。我們要說公道話，那時候的確是用跨國公司來打破了西方封鎖。當年美國國會每年都會用中國最惠國待遇來挾制我們，這樣的結果使得我們下決心一定要加入WTO，徹底鏟除套在我們頭上的緊箍咒。中國加入WTO這10年，也就是本世紀的最初10年應該稱之為“黃金的10年”。1980年代改革體制的鋪路，1990年代我們完全從西方引進跨國公司，2001年加入WTO，沒有這20年的奠基就沒有這黃金的10年。這10年我們從全球經濟第7位躍到今天第2位，這是最核心的標志變化。

中國最大的信心在于民間創業和企業家精神

展開大概念，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是什么框架？這60年分為兩個時期、三個階段。兩個時期就是毛澤東時期和鄧小平時期，毛澤東時期是走的蘇聯版本的現代化。毛澤東時期基本是把一個農業國建設成為初步工業國，初步工業國的標志就是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的建設。鄧小平所說的小康社會是把中國從一個初步工業國建成一個新興工業國。現在我們講的轉型就是從新興工業國邁向中等發達國家轉型，中等發達國家就意味著中產階級的崛起、消費經濟的崛起。在從新興工業國向中等發達國家轉型的過程中，今天中國遇到的所有挑戰，包括憲政、現代性、社會現代化，都來自于轉型帶來的挑戰。

對于中國未來，我的基本判斷是到2020年，中國將基本實現經濟現代化。雖然今天很多人有憂患意識是對的，但我認為國與國就是塊頭對塊頭，從世界上來講，我們已開始是一個強國了。這并非自大。再過10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一萬美金。而且，這只會提前到來。當經濟崛起后，本幣開始持續升值。從人均4000美金跨到1萬美金，會不會出現拉美模式？我認為根本不可能出現。比如韓國、中國臺灣，從3千美金到1萬美金用了10年，甚至用了不到10年的時間。當人均GDP達到1萬美金，中國的GDP接近10萬億美元的時候，國際上就可能只有美國、中國和歐盟這三大經濟體系。

我認為所謂中產階級崛起就是經濟結構服務化。城市人口占60%，第三產業占60%，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這三個指標大概十年內會做到，那時中國經濟現代化就大功告成。再談到另一個問題，就是現代性和國家現代化的問題，現代性和現代化的建設可能還要用30年-50年的時間。抽象的講，首先要建立一個法制的社會，才有民主社會。高度法制加上高度民主才能叫做高度文明，我相信中國一代人比一代人聰明。這是我對未來中國大體框架的看法。

從學術界角度看，到底有沒有中國模式？有沒有中國經驗？中國模式是相對而言，剛才講我們一個重大的前提就是從1840年到今天，大國崛起了，我們今天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我們的經濟在持續高增長，雖然我們看到社會上有很多不好的方面，但我一直很樂觀。我認為今天的中國企業家精神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曾在演講中說“當年有志青年參加革命，革命的洪流浩浩蕩蕩，有叛變的、落伍的、槍斃的、死掉的，但是誰也無法阻擋革命的洪流”。今天創業的浪潮，企業家精神在中國完全社會化的情況下形成這樣一個浪潮，就像當年革命洪流一樣浩浩蕩蕩，誰也阻擋不了。太多老板倒下，太多老板被抓，太多老板坐牢，甚至離世。但是這個革命洪流誰也阻擋不了，因此今天中國最大的信心就在于民間的創業和企業家精神。 

當今世界的四個核心問題

我認為今天的世界完全變了，不能用西方崛起幾百年的體系，不能用這樣一條思路和邏輯或一個所謂的人類文明來看我們今天的世界和中國的崛起。當今世界有四個很核心的要素：

第一是網絡，在第十一屆亞布力年會上，微博顯示了巨大無窮的力量。網絡的興起最本質是搜索引擎的誕生，我們過去要去圖書館學知識，需要查編號、添表格，圖書管理員跑到圖書室到處檢索給你拿出來，這個過程的成本很高。但今天你把手機一打開，比如說Google一下知名人士，他們所有的言論都會出現，一瞬間都可以獲得這些知識。所以過去知識是力量，知識是最昂貴的東西，今天，空氣和水變成戰略資源，知識變成了最廉價最容易獲得的東西。搜索引擎的發明顛覆了人類知識的體系，讓所有的只要有一定技能和理解能力的人都可以獲得所有知識。獲得所有的知識就意味著民主的普及化，就是世俗力量社會的崛起，就是打破過去思想被少數人（精英階層）壟斷的這種現象，一定要看到它邏輯的結果是什么，就是我講的網絡創造的Google對人和社會的影響，我自己的理解基本上是這樣的概念。

第二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本質是什么？過去李嘉圖的理論是一國和一國的稟賦優勢，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顛覆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國與國的稟賦優勢已經轉移到公司與公司的稟賦優勢。我沒有看到經濟學界里有這樣的見識被提出來，經濟全球化就是一個產品進行全球的要素配置，一個產品的全球要素配置就是把比較成本從國與國衍生到公司與公司，是公司力量的崛起。那么最終民族和國家會不會消亡呢？我們不能做這個定論。有一篇文章對我啟發很大，過去我們經常批評跨國公司，現在提出了“全球化的公司”。全球化的公司和跨國公司是兩回事，跨國公司的定義就是在兩個國家有機構，而什么叫全球化的公司？是一半的雇員是在企業所屬的國家之外，一半的收入來自于本國之外。比如諾基亞等很多公司，諾基亞的產量在中國占80%，但它是外國品牌，我們的消費取向決定它的生死。不要認為它是跨國公司，實際上它是中國的公司。因為全球化公司的意義很大，所以當它的收入、雇員一半以上是來自他國的時候，這個公司就不是姓中國或姓其他國家了，它已是全球化公司。所以，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就是公司的崛起，是全球化公司的崛起。稟賦優勢已從國與國的配置轉到公司的配置，這也是一個巨大的革命性的思想和理論，這是當今世界第二個最重要的問題。

第三，就是氣候變暖。氣候變暖的本質是什么？我曾講過，石油和煤炭是不可再生能源，這不可再生的能源實際上是太陽系的能量守恒定律。這是40億年地球的儲備，太陽能通過光合作用，火山、地震又把樹木等植物埋到地下形成了今天的煤和石油。40億年的儲備都是可以用完的，工業文明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不可再生的化學能源的基礎上。工業文明是相對于農業文明，農業文明是屈服自然、服從自然、最后和自然合作，叫做天人合一。中國對農業文明的思想體系是最完善、最繁華、最美妙的。我經常講宋代的文化就是我們農業文明最高、最先進的寫照。工業文明是因為我們想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戰勝自然，我們希望把人的力量延伸。工業文明的概念是把人的動力體系轉用化學能源來創造出動力體系，其實是人的能量延伸，所以我們“千里眼、順風耳、嫦娥奔月”的理想都實現了。但這種文化帶來的工業文明最大的壞處就是夸張的文明、浪費的文明。我常說，我們的首都機場是工業文明最后的一座墓碑，造了宏大的天穹，冬天要消耗很多能源來保持它的溫度，夏天要消耗巨大的能源保持它的涼爽度，這很浪費。因此，我認為氣候變暖的本質就是在批判、告別工業文明，我們要進入新的文明，這個新的文明就是生態文明，是一種簡約的生活。把今天的享受全部丟掉并不現實，因為人活著是為了舒服，包括一切的經濟活動、衣食住行，包括保險——我稱之為“安全的需求”，其實都是為了滿足人們生存和生活舒服的需求而發展的。因此，沒有人去講氣候變暖的本質，這意味這我們在告別一種文明，并在探索一種新的文明，新文明是什么？我們現在說不清楚，但方向清楚。

當今世界第四個最偉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崛起。我把“中國的崛起”稱之為“世界最大的麻煩”，這個詞是最準確的，為什么？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古老東方大國，中國的崛起其實是人類最大的挑戰課題。前面講的網絡時代、經濟全球化、氣候變暖這都是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只不過各個國家的義務多少不同，爭論之后最后就會形成協議與平衡。但是中國的崛起是“世界的麻煩”，因為中國的崛起挑戰了一切。未來將是怎樣的結果？無非是三種現象：第一種是，中國納入西方世界的體系，西方世界特別希望是這樣的結果。但我們中國人愿不愿意？我認為愿意是應該的，因為這樣可以減少很大的世界沖突。第二種就是挑戰西方世界，我相信中國人都不會接受這種方式，因為目前還沒有到挑戰的時候，也沒有這個能力和必要，也就是說今天世界的普世價值還是存在的，我們要逐步認同，而挑戰就意味著要戰爭。第三種結果，實現國家的相互欣賞，這種相互欣賞是一種共存的體制，會不會有這種結果？從1840年到今天，中國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中國的未來是沒有懸念的，一個清晰的發展邏輯就是我們在走全人類走過的共同道路，我們未來的方向也是清晰的。在改革開放30年后大量的紀念文章中，我有一個觀點，未來30年的國家應該堅定地建設法制國家，堅定地推行“小政府、大社會”的政策。當然，這兩項改革的推進會遇到很多問題，但我認為這是未來中國的基本路徑和方向。

最后，談談對社會的看法。由于中國的崛起，經濟增長引發人們對公平的討論，公平成為社會的頭號問題。公平問題涵蓋了當今社會的所有問題，包括權貴的問題、貪污腐敗的問題、政府權力無邊界的問題、貧富差距的問題、生態環境的問題。我并非為黨說話，在科學發展觀中，所謂五大平衡其實就是因為共產黨看到了五大矛盾，五大矛盾基本屬于經濟層面——第一個是沿海和內地的平衡；第二是城鄉的平衡；第三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平衡；第四是經濟發展后和環境生態的平衡；第五是中國經濟崛起后外資和內資的矛盾。這五大矛盾屬于經濟層面的矛盾，更上一層的矛盾就是公平帶來的一切問題。因此現在中國社會上的思想很活躍，前段時間在討論憲政，現在思想界最尖端或分水嶺的討論就是關于中國模式。

我們通過各種學習可以進行這方面的探討，這種學習還是源于亞布力。因為我們天天做企業的時候并不會想到這些，而在亞布力，大家可以說出一些觀點，可以講述中國崛起的點點滴滴。以上我講述的就是通過這些年的學習、看書而積累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