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滕彪/文 公眾關注的熱點案件中，與死刑有關的占了很大比例。劉涌案、聶樹斌案、崔英杰案、馬加爵案、楊佳案、成克杰案、鄭筱萸案、段義和案、何勝凱案、文強案；新近的，則是藥加鑫案、夏俊峰案、姜人杰案和許邁永案。

來自人間蘇杭的兩位副市長姜人杰和許邁永被判死刑，人們拍手稱快。我們還能舉出不少被判死刑并且被執行的腐敗高官的例子：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郴州市委副書記曾錦春、“機場大亨”李培英、重慶司法局長文強……

中國對貪污受賄官員判處和執行死刑的數量遙遙領先全球；但是相對民眾的“需要”和滔滔的民憤而言，似乎貪官的死刑還是太少了。滾滾人頭落地的同時，各級干部們似乎前“腐”后繼，越反越貪，可謂官不畏死。那么對貪官的死刑究竟太多了還是太少了？判處貪官死刑，要依照法律、國際人權標準、民意還有些別的東西？

嚴格地說，在處理貪官的問題上，中國并沒有“司法”，只有“政法”。從一開始“雙規”，就是在黨的紀檢部門領導下，在刑事訴訟法之外；之后經過起訴、審判、判決，不過是披著司法外衣的政治而已。承辦法官嚴格遵守司法程序、依照證據和法律、獨立作出判決這件事，在貪官的案件上幾乎不存在（在其他案件上是否存在，不好說）。是否處理、如何處理某個貪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法律運作的結果，而是政治斗爭、政治博弈的產物。

腐敗官員在懺悔的時候，往往都有“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放松了思想和學習，放松了世界觀改造”的句式，并且把這當作從國家干部到貪污受賄罪犯的主因。頂多加一句“法制觀念淡薄”，——我們這個奉唯物主義為圭臬的國度里，其實到處流淌著唯心主義。

導致腐敗真正重要的和根本的因素，一直被媒體、被當事人回避，欲說還休。如果把腐敗歸因于思想政治教育，那天天搞三講、搞八榮八恥就能解決問題。但不用費多少腦筋就能明白：缺少對公權力的約束和監督，缺少民主選舉和新聞自由，才是腐敗的制度原因。目前的腐敗是體制性的、全局性的，不腐敗的官員才是少數、是非主流、是體制內的異質思維者。極大的民憤嚇唬不住貪官，連朱镕基給貪官準備的99口棺材，都嚇唬不住。

民憤可以理解，但死刑不是萬應良藥。主張廢除死刑的理由有若干，其中一個是：犯罪是社會的，沒有一個犯罪是沒有社會原因的，沒有一個犯罪分子從一開始就是完全邪惡的。就腐敗犯罪而言，其社會因素、體制因素更加明顯。腐敗分子固然可惡，但不能否定社會也要負擔一定的責任。簡單地槍斃了事，等于忽視了犯罪的復雜性、推卸了社會應該承擔的責任。

普遍的腐敗使廣大人民公仆得到了巨大的好處，他們成為這個體制忠心耿耿的維護者，只有維護這個體制才能給他們家人和后人帶來巨大的利益。大學生擠扁了腦袋也要當公務員，其中的利益機制乃是“錢多，人傻，速來?！边@里的“人”指的是納稅人。包括死刑在內的刑罰，一樣是這個體制向公務員索取忠誠的工具：缺少靠山的、得罪高層的、站錯隊伍的、顯山露水的、特立獨行的，就會被挑選出來作為反面教材。誰都不干凈，一旦在政治斗爭中失利，給他預備好的，除了貪污受賄罪名，還有“生活腐化墮落”，連情人二奶跟著遭殃。

人是計算的動物。如果貪污受賄被逮住和受處罰的概率極低，那貪污受賄就是理性的選擇。通常的計算是這樣的：假如受賄100萬被查出后會被判刑10年，此人對入獄10年的代價估算為1000萬，每年100萬；而在現實中被發現并被判刑的概率是千分之一，那么他受賄100萬的成本就是1萬元，收益大于成本100倍。如果按照胡星斗教授的估計，貪官被逮住的概率大約百分之一，那么他的收益仍然比成本高10倍，他在接受賄賂時并不會有太多猶豫。

“嚴而不厲”和“厲而不嚴”是儲槐植教授于1989年提出的兩種刑罰類型。中國的刑法實踐應該從“厲而不嚴”走向“嚴而不厲”。但在實踐中，對腐敗的刑罰是典型的“厲而不嚴”：抓得少，判得重；多數腐敗分子逍遙法外，少數被抓住的算倒霉，這既達不到威懾效果，也傷害法律本身的威嚴。按照上面的計算，如果發現和懲處貪官的概率是50%，那么判刑兩年的威懾效果也遠遠高于被抓概率為1%、卻判刑10年的威懾效果。

把死刑加入這個計算，道理也是一樣。在人無時不刻所面臨的選擇中，生命并非無價，只是價更高而已。不過因為人只能死一次，一旦腐敗到了可能判死刑的數額，繼續貪污受賄的邊際成本變得極低，貪官將會無所顧忌。假如受賄500萬以上必然是死刑，受賄1000萬或1億元的心理障礙就幾乎沒有了。假如搶劫或強奸都必然面臨死刑，那么對搶劫犯或強奸犯來說，把受害者或目擊證人殺掉滅口，就是劃算的。絕大多數死刑專家都懷疑死刑的威懾作用，但事情可能更糟：某些特定的法律環境下，死刑甚至會激勵犯罪。

其實在健康的體制下，是不會動輒發現貪污受賄幾千萬幾個億的巨貪的。如果“伸手必被捉”，怎么可能讓貪官發展到那種聳人聽聞的程度呢？媒體、選民、檢察官又不是吃干飯的。貪污一千塊就很可能被發現、被曝光、被舉報了，就算不進班房，政治生命也會終結；貪污實在不是劃算的買賣。誰給你機會去貪一個億？在這種利害計算面前，甚至不用考慮什么政治家道德、信仰、思想教育之類的因素，雖然這些因素也是起作用的。記得賀衛方曾撰文為貪官“鳴不平”，也是這個道理：早點被抓住，何必人頭落地？在這個意義上，貪官何嘗不是這個缺少民主、監督不力、法制薄弱的制度的受害者？

中國是死刑大國，判決死刑和執行死刑的數量是其他國家總和的十倍以上。單從罪名而論，有24項暴力犯罪、31項非暴力犯罪涉及死刑。絕大多數國家已經廢除死刑，即使在保留死刑的國家里，一般也只針對暴力犯罪，多數國家只針對謀殺罪才有死刑。廢除死刑的一般規律也是先取消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之后再取消暴力犯罪的死刑。我國剛剛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廢除了13項經濟犯罪的死刑罪名，也是符合此規律。

但中國的問題卻復雜得多。主要就是貪官死刑的問題。人們痛恨腐敗，無法接受貪污受賄罪廢除死刑。人們會問，減少死刑、國際潮流之類的東西，為什么首先受益的，是腐敗分子？就像當年的劉涌案一樣，人們會問：憑什么首先在黑社會頭子的案件中來確立什么勞什子“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平頭百姓被刑訊逼供的案件里，你們這些法官、學者怎么不想著來確立這個先例？其實，確立這項證據規則，得到最大好處的，絕不是什么黑社會頭子，而是普通民眾，是佘祥林和胥敬祥們。就像從廢除死刑中得到好處的，絕不僅僅是貪官們，而是聶樹斌、滕興善、夏俊峰們。在古今中外的死刑史上，被處死的絕大多數，乃是窮人、弱者、屁民。但民眾的質疑背后有著更復雜的歷史和制度因素。關于司法和民意的種種糾結之處，我曾在《鏡城突圍》中有過耐心的分析。美國法律制度可以放走強奸犯米蘭達，而確立了沉默權規則——但用這個法律人的理性標準來要求網民和普通公眾，恐怕不公平，也不現實。

考慮中國的國情，在藥加鑫案或貪官死刑的案件里提出廢除死刑的議題，實在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因為民意滔滔；楊佳案也不是拋出廢死話題的好機會，因為官意滔滔。主張廢除死刑的人們倒是應該抓住類似崔英杰案、聶樹斌案、甘錦華案、陳國清案、夏俊峰案，或者引起公眾巨大同情的某些非暴力犯罪的案件。

這個網絡的時代的確是與以往不同了。孫志剛案、楊佳案、鄧玉嬌案、李剛門、躲貓貓、天價煙、許霆案、錢云會事件、夏俊峰案，處處可見網絡的力量，政府似乎也越來越無法忽視通過網絡匯聚的民眾力量。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網絡民意所表現出來的公民責任、公共意識、平等觀念、法制精神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它甚至會逐步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態。在腐敗問題和死刑問題上，民眾越來越成為政治博弈中不可忽略的一方。不過我還是想弱弱地問一句：在張金柱案、劉涌案、藥加鑫案中，民意所表現出來的某種程度的狂熱、嗜血和非理性，是不是走得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