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想“中心”當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前身是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和價格研究中心。其中的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從1981年5月成立，到1985年6月與其他兩中心合并，在短短4年時間里，以嶄新的、年輕的面貌，以自由的、奔放的風格，以四兩撥千斤的勢能，開辟了決策咨詢的新天地。

談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又要從“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經濟結構調研組”說起。當初成立結構組，是為了研究現代國家比較理想的經濟結構到底該是什么樣子。1979年組織起來的結構組，歷時十個月完成了大規模的調研。時間到了1980年春天。結構組組長馬洪不想讓這個隊伍散掉，琢磨著以什么形式把隊伍保留下來。他想建立一個民間的、非官方的研究咨詢機構，綜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技術和經濟。是叫經濟技術中心呢？還是技術經濟中心？或者索性就技術中心？大家意見不一。朱嘉明記得他主張技術在先。理由大概是說經濟發展需要技術推動。加之，此時已經有了薛暮橋領導的經濟研究中心。1981年5月，馬洪給當時的國務院負責人打報告，申請建立技術經濟研究中心。那是一份手寫的申請。按中國人的習慣，手書是最鄭重的。很快，申請就得到了政府的批準。既然批準了，就要刻圖章。辦公室主任張澤厚問馬洪，這章怎么刻？是刻“中國技術經濟研究中心”，還是“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馬洪說：“我們就是民間的，不搞理論，就搞技術經濟?！睆垵珊裾f：“咱們中國的國情是，如果沒有官方的牌子，人家不理睬你。前一陣兒，您調各部的計劃司司長來匯報工作，是因為國務院結構組的名義和您的威望。如果咱們只是一個民間機構，人家不會聽，召集開會也不會來。前面還是應該有一個帽子，或加中國，或加國務院”。馬洪采納了張澤厚的意見。

馬洪提出中心設總干事、副總干事、常務干事，不用局長、部長等官稱。張澤厚說，技術經濟中心成立初期，外出參加一些會議時，對中心不太熟悉的主辦單位，往往把他們的座位排在遠遠的次要地位，而把各部委的司局長安排在主要位置。他們的發言也被忽視。后來，中心在定職位時，不得不從俗，加上一個“長”字。

此時，馬洪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所以，幾位專職研究人員都來自工經所：朱嘉明，是即將畢業的研究生；王慧?和李伯溪，是馬洪首創向全國公開招考研究人員時考入工經所的。馬洪希望技術經濟中心以青年為主力。據說他有幾個選人條件：一是好學校；二是學理工科；三是最好不是干部子弟。按照這個標準，工經所辦公室主任許淑賢和張澤厚去北大、清華、人大物色人才。1981年11-12月，中心迎來了第一批畢業的研究生，他們是人大統計系的皮聲浩、信息系的許小年、北大數學系的李善同、清華經管系的程秀生。李善同記得清楚，許小年11月14日報到，比自己早兩天。當時規定，上半月來的，給1個月工資；下半月到的，給半個月工資。李善同“耿耿于懷”這兩天之差，相差出了半個月的工資。1982年，丁寧寧、惠小兵、陳越、唐若霓、苗復春、曹思源等進入中心；1983年，中心又從清華招了幾位研究生，有經管系的郭勵弘、龐旁選，機械系的魯志強，精密儀器系的周林。張澤厚笑著回憶：“魯志強老翻舊賬。當年他拿著介紹信到中南海來報道，我問他：‘你的組織關系呢？’‘什么組織關系？’‘黨組織’，‘我不是黨員’。其實我是看過他的檔案的，可見當時并沒有政治掛帥，居然把他不是黨員的事兒給忘了?！?

進入1980年代的中國，沒有哪一項決策是單純的改革問題、發展問題或產業政策問題，沒有任何一個機構有能力將這些問題統一起來考慮。推動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避免重蹈過去幾十年的決策失誤，是當時那屆政府的一個突出特征。這需要創建新型的決策咨詢機構?？梢哉f，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是應運而生的。

我的面前攤著一片泛黃的 《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簡報》，從1981年第1期到1984年；還有《參閱》、《技術經濟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山西煤炭開發問題論證會議資料》、《新的世界產業革命與我國對策討論會簡報》、《石油經濟?？返鹊?，真是看得我目瞪口呆。其研究領域之寬廣，研究程度之深入，研究方法之創新，每一樁每一件之興師動眾，上達總理下至基層，令人難以想象。略數一下：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規劃、2000年的中國、宏觀經濟模型、新的世界產業革命與我國對策、坑口發電、海洋石油開發、三峽電站、核電站、核廢料處理、汽車工業、可持續發展、消滅森林赤字、消費品生產、農業發展戰略、公路運輸發展戰略、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這是一個可以持續寫下去的清單。僅1983年一年，技術經濟中心的研究課題就有90項。90項??！這是如何可能的呢？

馬洪選了幾位了不起的人作為技術經濟中心的臨時召集人。他們是：孫尚清、林漢雄、林自新、林宗棠。孫尚清是經濟學家，和馬洪搭檔結構組的調研；林漢雄是水電專家，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張浩（林育英）的兒子，林彪的侄子。張浩在延安病逝時，毛澤東曾親自為他抬棺，這也是他平生惟一一次抬棺。張浩臨死時，說了列寧說過的一句話，共產主義是蘇維埃加電氣化。于是，林漢雄學了水電，后來擔任過建設部部長；林自新是中國科技情報所所長；林宗棠是電力、機械專家，后來擔任航空航天工業部部長。多么完美的知識結構！他們不過是50歲左右的年紀。在1981年5月26日的碰頭會上，五位設計師討論中心的組織和活動方式，提出建立精干的工作班子；采取多種形式、多層次組織，充分發揮有關單位和專家的力量；邀請24家單位作為中心的基本力量，建立一批協作單位，包括各部委規劃院、設計院、研究院、科學院各學部、科委各學科組、科協的學會等，外加委托研究。也就是說，依靠、整合中國現有的科研力量，是技術經濟研究中心成功的秘訣所在。這就是馬洪說的，“中心不僅靠自身研究，更重要的是組織研究”。所謂“組織研究”，就是以小博大，以少控多，體現高效和能量。

技術經濟中心還聘請了一批顧問，像機械工業部的沈鴻，清華大學的張維，國家計委的徐禮章、董晨，科學院的鄧裕民，水電部的蘇哲文等。今天很多兩院院士，都參與過當年技術經濟中心的課題。在中心內部，則組成農業、能源、交通、機械、消費品、化工、冶金、建材、可行性研究等專題組。年輕人有各自聯系的部委和研究機構。按照馬洪設計的組織路線和工作路線圖，一張以技術中心為中心的大網撒開了，繼而向縱深編織這個網絡。很多省也相應成立技術經濟研究中心，成為使國務院技術經濟中心了解和掌握國情的支點。上下左右的聯系直接而有效，頻繁而親密。馬洪，實實在在地開創了一條決策咨詢的道路，超越條條塊塊，超越學科專業，打破中央地方界限。把經濟、技術、工程相結合，同時考慮制度因素，使前者不空洞，后者不孤立。

1981年6月，國務院領導人指示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對開發山西煤炭的問題進行論證。在7月召開的第一次論證會上，余秋里副總理提出“六五”、“七五”要重點開發山西煤炭。不利因素是，運輸緊張，缺水。他希望找出一個或幾個投資省、工期短、見效快的方案來。他說：“如果你的方案比我的好，我給你磕三個響頭，逢年過節去朝拜你?！闭n題開始時，人們把較多的目光放在“山西到底有多少煤炭儲量”上，爭論不休。馬洪聽了幾次會，就意識到這種爭論沒有意義。他說，山西的煤炭究竟夠用30年還是50年不用再爭了，關鍵是有了煤如何能夠運出來。馬洪把山西能源基地規劃的重點轉移到運輸問題上。經過反復勘查、論證，最后篩選出若干條鐵路出口和公路出口，為“晉煤外運”奠定了規劃基礎，也為后來的經濟建設提供了能源保證。中心還協助山西省政府編制了 《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設綜合規劃》（1981-2000年），這是我國進行長期區域綜合開發規劃的首次探索。經過近1400人13個月的工作，于1983年5月取得階段成果，完成了近700萬字的專題研究報告，積累的原始材料及報告數量有1公尺高。但是，在給中央領導寫報告時，馬洪要求文字不能超過2000字。他說：“搞政策研究的，一定要學會抓主要內容，寫短報告。不僅要短，而且思路要清楚，語言要平實?！?

以前中國的投資項目不做可行性研究，李伯溪說，是馬洪提出要把國外的可行性研究引入，形成中國的方法。為此，中心組織有關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與建設項目參數的研究。馬洪布置起草 《國家重大項目可行性研究條例》，作為有關部門執行的參考。他總負責，王慧炯、李泊溪分管，具體的起草則落在剛畢業的人大碩士許小年和清華工學學士丁寧寧身上。在這里，每個年輕人都要挑大梁，干中學，學中干。從此，可行性研究進入了中國投資決策體系。馬洪的思想非常明確：我們“不做工程的可行性研究，而是研究可行性的可行性”。

中心還成立了宏觀經濟模型研究組，組織和引導數學模型在各種經濟分析預測中的應用。1981年9月模型組的工作會議上，推出了3個模型：國家計委綜合局的國民收入宏觀預測模型；社科院經濟所的國民收入的生產、分配與最終使用模型；工經所的投入產出動態活動模型。這又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

十二大確定從1981年到世紀末的20年，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也就是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億元。為此，1982年10月，中心確定了《2000年的中國》作為研究課題。任務是描繪出比較清晰具體的圖像，描繪出2000年的中國是什么樣子以及實現這個目標可供選擇的途徑和相應的決策。此時，世界銀行正在進行《中國：長期發展的戰略與選擇》研究，二者幾乎同步進行，兩邊的研究人員也經常交流。這是一個龐大的研究隊伍，有科協108個學會和其他研究機構和實際部門。1985年初，馬洪布置十個課題組分別選取一兩個重要建議以擇要的形式上報中央，字數限定在2000字以內。最后，他們上報了25條政策建議，直接影響了中央決策。其中的數量分析部分主要由周小川承擔。這項研究成果后來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丁寧寧說，15年后，將當年的研究結果和實際情況對比的時候，發現除了通訊、航空等一些技術進步較快的領域外，其他很多方面的預測和實際結果十分接近。李善同說，雖然預測的數字可能低了一些，但是帶有方向性的問題，那時都提出來了。負責聯系《2000年的中國人口和就業》的魯志強曾回憶當時遇到的一個問題：十二大決議提出翻兩番的同時，還提了一個約束性指標，即“到本世紀末，必須力爭把我國人口控制在十二億以內”。而課題組的結論是，即使嚴格控制人口出生，2000年人口總數最大可能是12.5億，稍有不慎就會達到12.8億。他們建議中央放棄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的目標。魯志強說：“這個觀點遭到不少人反對，幾乎成了政治問題?！瘪R洪要求課題組仔細斟酌結論是否科學，數據是否可靠，表述是否準確，得到肯定的答復后，立即同意課題組意見，并簽發了上報中央的材料。后來，“12億以內”淡出中央文件。2000年，中國實際人口數是12.6583億。

1983年11月5日，中心組織召開了 “新的世界產業革命與我國的對策”研究動員大會，有1600多人參加。這真是那個年代的特色。新的概念、理念以隆重的方式大規模地宣傳和普及。之后，中心又組織了兩次討論會。馬洪、張壽、朱基、吳明瑜作為領導小組，十幾位副部長以上的干部參加，從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國家計委、經委、科委、社會科學院抽集一些人負責組織聯絡，出版《新的世界產業革命研究資料》，編輯《對策研究》。1984年3月，他們完成了《新的技術革命與我國對策研究的匯報提綱》，提出如下意見：1.利用外資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采取特殊優惠辦法。2.試辦開發新興技術產業的特殊區域和經濟實體。采取靈活的價格政策；建立有限責任公司，可以發行股票、債券等；允許非銀行金融機構注冊開業，允許民辦金融機構注冊開業，允許國外銀行設立分行、代辦處。3.采取有限的適當的保護政策。4.健全法制。

不必再列舉了，這些已足以領略技術經濟中心的風格和成就。魯志強說：“技術經濟中心當年做的項目都是‘原子彈’效果的?！边@是說它能量大，是一個既撒得開，又收得攏的工作網絡。

中心不斷地為財經小組、國務院決策提出有分量的建議，報告研究動向和階段性成果。那是一個大家最關心決策的時代，也是有可能參與決策的時代，是決策過程科學化、民主化的時期。人說想領導之所想，馬洪則說，“想領導之未想”，后人可能會稱之為“御用經濟學家”，甚至于包含貶義，批評其缺乏獨立精神。他們有所不知，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國，在馬洪這一代老派共產黨員身上，所體現的其實是理想主義、愛國主義情懷，是一種勇敢的開拓精神。他們的全球眼光、歷史感、學識、國學基礎、理論素養、人格修養以及對實際經濟運行的把握，團結合作精神，組織運籌能力，遠非今天的一些人所能想象和估計。后來成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魯志強說，搞政策咨詢的人和學者不同，他們的目標訴求不一樣。政策咨詢人員要用最合適的方式，爭取達到最大效果，將國家的各項事業推向前進；要對國家負責，而不是自己揚名立萬。不僅不出名，甚至要埋名。

技術經濟中心的辦公地點從月壇北小街3號樓2層兩間辦公室開始，后來搬到中南海工字樓。張澤厚回憶起一樁樁有趣的事兒：“我們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年輕人多，有朝氣。隔壁就是經濟研究中心，沒我們活躍，他們十分羨慕我們”，“每周六下午賣一次魚，是中南海里打上來的白鰱，2毛5一斤”，“李善同是學數學的，孫尚清讓她讀經濟學的書，她看不進去，躺著看就睡著了。她覺得，洋洋萬言，也不知道說什么，而數學推導只用1-2頁就全明白了。后來李善同也成專家了，還到中南海給政治局講課呢”，“馬洪有水平，刻苦。他中午不睡午覺，找人去談工作。而年輕人中午都想玩兒”。朱嘉明也說：“那時管理寬松，我們可以夏天在中南海游泳，冬天滑冰到瀛臺?！?

馬洪寬容，年輕人管他叫好老頭兒，可也時不時地跟他較勁兒，提意見，吵架。每隔一段時間有一個例會，馬洪聽青年們的意見。朱嘉明最記得，“爭論。沒有任何一件事不爭論。馬洪聽大家爭論。常務干事會上也是爭論”。丁寧寧也提到過，“當時中心有一批各部委領導兼任的常務干事，常常把本部門的問題拿到中心來討論。會議主旨報告后，不管是領導干部還是一般研究人員，都可以‘橫挑鼻子豎挑眼’。討論是無拘無束的，有時候爭論起來也很激烈，甚至忘記了各自的年齡和身份”。程秀生說：“馬洪屬于老一代中開放開明的人。他對我們說，‘你們不要覺得自己年輕，我像你們這個年紀時，早從最高位置上摔下來了’?！碑敃r程秀生還不明白“摔下來”是什么意思，問人家：“他怎么摔下來了？”后來才知道，馬洪曾被指為高崗的五虎上將，30歲出頭即從東北局秘書長的位置下來。魯志強說：“馬老始終有一顆年輕的心，對世界一切新生事物始終保持著好奇和敏感。他把年輕人看作一群精靈稚氣的孩子，以長者的慈祥，智者的包容，對待研究人員的一切?！?

我發現，每一位當年技術經濟中心的年輕人，對那些歲月都懷著美好的回憶和留戀。李善同說：“當年的中心有號召力，領導潮流。機構不在規模大小，不在辦公條件，在于活力?！饼嬇赃x說：“特別喜歡中心，特別舒服。一幫年輕人，有朝氣，有見解，沒有勾心斗角，那是個開放的氣氛?！濒斨緩娺€點出了一個事實：“今天回頭看馬老招收的這批年輕人，幾乎是全部成才。一個機構一批人中總有成才者是常態，但一個機構一批人幾乎全部順利成長就值得思考了?！?

如今，技術中心的創始人，馬洪、孫尚清去世了，當年的年輕人也差不多是馬洪那時候的年紀了。2008年3月9日，最早在中心工作的張澤厚、朱嘉明、皮聲浩、許小年、李善同、程秀生聚會。不曾想，一個月后，皮聲浩也因病去世了。歷史，就是這樣，讓人感懷、遙想。

柳紅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 · 訪日歸來 　|　 2009-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