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既有尊嚴，又邪惡(1)

2008年出品的兩部有關納粹德國的影片《朗讀者》與《浪潮》，體現了戰后德國兩代人對于納粹災難的反思，非常值得一看。在《朗讀者》中扮演女主角的演員凱特·溫斯萊特，因這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剛剛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這部思想性非常強的影片，能夠問鼎商業主導的奧斯卡，實屬非常不容易，這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它確實很棒。導演斯蒂芬·戴得利2002年執導過那部有關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影片 《時時刻刻》。

一

《朗讀者》（又譯《生死朗讀》）改編自小說，小說作者為德國人本哈德·施林克，戰爭結束的1945年出生，本行是大學法律教授。這一代人沒有眼見納粹暴行，但是他們是在納粹留下的廢墟中長大的，甚至可以說是在前納粹人員當中長大的，他們的父母無一例外地卷入了那場災難，雖然角色有別或程度不同。他們就是在這些人的呵護下長大的，繼承了他們的那份羞恥與罪責。

這份道德負擔甚至比當事人本身還要強烈。不難理解，直接卷入和參與這場災難的人們，他們所陷入道德上的混亂晦澀，并不會因為這場惡夢結束而終止，他們需要解釋自己的行為，也需要為自己辯解，某種陰影始終會停留在他們內部。而沒有做下任何事情的戰后一代，在與過去的歷史劃清界限時，當然更有理由和更加理直氣壯。這就是學者徐賁曾經提到的——在反思這段歷史時，年輕一代德國人更加嚴厲。

到了風起云涌的1966年，聲討的浪潮達到了某個頂峰。小說與電影中均對此都有所描寫。小說是以第一人稱寫成的，已是法學院學生的主人，在面對審判納粹殘余時，表現了那樣一種亢奮：“我們責無旁貸”。他甚至認為即使納粹時期被貶黜的父親，因為沒有在1945年之后主動站出來檢舉那些作惡者，也“犯了知情不報的罪”。影片中的另一位法學院學生，則富有挑釁性地說出：“問題是你們怎么讓這一切發生？在知道這些事情的時刻，你們怎么不自殺？”

某種情況有些像我們這里文化大革命時的革命小將，面對這樣那樣“歷史污垢”的父母，表現出一種大義滅親的無情立場。從父母那里繼承來的恥辱，也許更加令人恥辱。憤慨激烈的情緒，既體現了某種道德立場，也體現了與上一輩做切割的決心，我們叫做“劃清界限”。當然，1966年的德國青年面臨的情況，與紅衛兵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明擺是面對錯誤歷史。然而，一種徹底決裂的方式，一種“目中無人、妄自尊大”的方式，便是面對歷史最為恰當的形式嗎？一種居高臨下、道德優越感的立場，便是恢復重建戰后精神道德廢墟的一部分嗎？

將這個語境順出來，再來看這個故事，就變得容易一些。它是戰后第一代反省他們自己的故事，是與他們同代人之間對話，也是與這個民族曾經的一段精神歷程進行對話。凱特·溫斯萊特扮演的女主人公漢娜曾經是集中營看守，而且是一名納粹黨黨員。戰后她在公交車上當一名售票員，35歲時與年幼小男孩發生戀情，對方當時才15歲。這個故事因而擁有一個如同《洛麗塔》的外表，只是性別顛倒了一下。他們在一起除了做愛，重要的內容是朗讀，年輕男孩不停地為年長女性大聲讀書，從《奧德賽》一直到契訶夫。這之后1966年漢娜作為納粹殘余坐在被告席上時，年輕小伙子體驗著從未有過的復雜感情，他的天地發生旋轉。據說這個故事在德國也引起了類似我們這里《色戒》那樣的爭議。

“請看清那些被告，你們找不出一個，會相信他們當年真的有權殺人?！狈▽W院的教授說。與漢娜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些上了歲數的婦女和男人，他們看起來與常人無異。旁聽席上有一位婦女正在織毛線，而這項活兒，應該也是坐在被告席上的女性們同樣擅長的。她們是在看起來日常生活的氛圍和規則當中，做了殺人幫兇。

漢娜與她的“同事”們看守波蘭克拉科夫附近的一個小集中營，每個月她們都需要挑選一些人送往奧斯威辛，六個人每人挑選十個，加起來一共六十，這個“算法”日常如流水，仿佛合情合理。而漢娜有些不同的是，她將挑選出來的某個年輕、體弱、纖細的姑娘，先“保護”一段時間，給她吃好休息好，并在晚上秘密度過一段時間。開始時人們不免狐疑，后來得知，這位姑娘同樣是在為她朗讀書本。當然她最終不會逃脫魔掌，漢娜還是將她與別人一道送往無人生還的地方。漢娜并不覺得這樣做有什么為難之處。若干年后，她還這樣回答審判長的質問：“如果是您的話，該怎么辦呢？”

最為恐怖的還是這件事：漢娜等一行五人負責轉移幾百名“囚犯”，晚間歇在一個村莊，“囚犯”們住進了教堂。夜襲的飛機投下了炸彈，教堂成了一片火海，看守們手握著教堂大門的鑰匙，但是沒有人想到要將門打開，放囚犯們生還，結果絕大多數人被活生生燒死，生還者寥寥無幾。為什么不開門，漢娜是這樣解釋的：“我們是看守，工作是押送犯人，不能讓她們逃跑。若是打開門，會出現混亂，怎樣才能恢復秩序，我們得負責”。這樣的解釋并不構成年輕的法學院學生同情或傾向漢娜的理由。他的理由在別的地方。

審判到最后出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當法官要求漢娜核對一份重要報告的筆跡時，漢娜沒有在紙上寫下任何東西，而是痛痛快快地答應了這份報告是她本人寫的，全然不顧這樣做會給她帶來嚴重后果。此時，旁聽席上的法學院學生突然意識到，這個漢娜原來是一個文盲，她不會讀寫，這才是她多年聽人朗讀的真正原因。小伙子意欲幫助漢娜澄清真相，說出她是文盲這個有利事實，但他沒有這樣做，他突然止步不前。最終，漢娜被判終生監禁，而其余同伙只有區區幾年的刑期。

年輕學生沒有說出真相，沒有運用真相來改變審判結果，這個安排非常有意思。他尊重這位女性的意思，是她自己想要保守這個秘密。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個絕望的、顏面丟盡的女性，她不想繼續當眾丟臉，她希望能夠保護自己的那點秘密，維持一個稍稍體面的外表，部分挽回屬于她自己的尊嚴。盡管這給她帶來更深的災難和艱難局面，但是沒有人可以說，因為是這樣一個女性，她的這個要求便是不合理的。她的秘密應當得到尊重。認定對方是敵人，接下來便可以任意羞辱，那是另外一種做法。

這個起點還蘊涵了其他一些能量，或者至少與這些東西相平行、互相提供支持。

第一，說到底，在教堂燒死幾百人這件事情，雖然已經過去許多年，但是必須有人對此負責，這是肯定的。電影中提到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關于戰爭罪責的文章，其中有一條便是“行政責任”，也就是說，即便當事人強調當時的做法是服從命令或者當時國家的法律，屬于行政范圍，也并不能改變做這些事情本身的犯罪性質，以及身在其中所要承擔的責任。那份致命的報告雖然不是漢娜寫的，但是在整個事情當中漢娜仍然有著不可推卸的重大罪責，她必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后果。這么說，終生監禁并不是完全冤枉她，別人只是僥幸逃脫（刑期沒有那么重）。

第二，原來急于與上一代人劃清界限的法學院學生，在保守這位女性秘密的同時，他與這個女性之間建立起了某個秘密通道，如同一個“攻守同盟”。這個“攻守同盟”并不是增添和隱藏罪惡（它恰恰通往承擔責任），而是通過這個小小平臺，年輕一代分擔了上一代人的罪責、恥辱和歷史負擔，將這份特殊的遺產繼承下來。不難設想，如果年輕人說出真相，那么他們之間便不再有任何聯系，即使漢娜幾年后出獄，他們也很難重敘舊情。而他幫助漢娜保守了這件秘密，他便與漢娜之間不可斬斷，不管以何種方式。他后來多年如一日往監獄郵寄朗讀磁帶，保持與漢娜精神上的密切聯系，包括對漢娜不識字這件事情負起責任。在歷史負擔面前，他不認為自己可以當甩手大爺。這樣的立場，比起他的同學質問別人 “你們為什么不自殺”所包含的咄咄逼人和道德優越感，要沉靜、深刻得多。

第三，漢娜的這份尊嚴感，一個罪人身上的這份要求，是否可以看作這個民族在滔滔惡名之下，試圖重新找回自己的尊嚴與體面？試圖建立和恢復自己的那份不可侵犯的感覺以及榮譽感？正是這個東西，才成了戰后德國人重建自身和家園的動力？漢娜珍視和維護自己的形象，年輕人幫她一道努力，也就是說，年輕人在參與承擔漢娜的罪責、繼承歷史負擔的同時，也在試圖保護上一代人身上需要保護的那些東西？這些東西將戰前與戰后的德國聯系了起來，將它們視為一個整體？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包含了一種撲朔迷離的氣氛，不管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都面臨一些危險，但是故事顯然觸及了它們。這或許是這個故事引起爭議的原因，也是這個故事在前人基礎之上往前邁出的一小步。不能說是辯護——漢娜必須服刑，而是將問題在更加復雜的層面上展開，得到更加復雜、深邃的表述。

在其他一些方面，這個故事直接繼承了戰后德國思想文化界對于納粹現象反思的結果，比如漢娜·阿倫特關于 “平庸無奇的惡”的著名觀點。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并不是一望即知的惡魔，而毋寧說是一些看起來平庸無奇的人，當他們卷進了那個殺人機器，就像一枚螺絲釘在其中兢兢業業，嚴格服從上級下達的每一項指令，不管它多么違反幾千年以來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常識，比如不殺人。在上級命令和“規則”面前，他們表現得越平庸，越無所作為，其工作成就越大、越光滑，破壞性也越大，從而他們自己身上的人性，也被沒有人性的制度所吸收和取消，最終他們變得與這個制度一樣喪失了人性。

人們身處邪惡而不知，阿倫特推薦的方案是“思考”，思考帶有一種陌生的氣味，意味著對于手頭工作的一種“中斷”，一種回望自己的開始。思考將自身一分為二，從而也得以與環境保持距離。通過思考獲得道德生活，這是在極端情況下人們自救的第一步。從這個角度看來，影片中那個著名細節——漢娜原來是一個文盲，她請別人為自己朗讀是因為自己不認字，除了劇情的意義之外，同時還有某種形而上的象征意義：在現代社會里，一個不會讀寫的人，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自卑，非常有可能被別人的那些花言巧語牽著走，她無從思考，思考的基本前提（閱讀）她不具備，她同時也是一個道德文盲。

將這樣一些罪責、倫理、政治、歷史負擔等問題，放進一個看起來是愛情故事的框架之中，能夠糅合得那么好，那么自然，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功力，從中也可以見出諸如此類的深刻話題，并不像有人認為的那樣，是電影或者小說所不能承擔的。相反，在處理這些話題上的每一步小小進展，才恰恰體現了藝術家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順便地說，中國的創作者包括電影人在這方面則顯得不夠自覺，在相關問題上知識界的討論進展到什么程度，如何運用這些進展作為精神背景，做出自己的從容應對，幾乎看不到什么動靜。我手上的這個中文譯本《朗讀者》，前面有一位著名大學教授的“序言”，如果不是為了“立此存照”，我會隨手將它撕掉。那樣一種自娛自樂的小感覺，實在不配放在這本書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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