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節與《梅蘭芳》不相干

一家媒體談到剛剛閉幕的柏林電影節，陳凱歌導演的《梅蘭芳》“顆粒無收”，感到不可理解。為什么2007年該電影節上《圖雅的婚事》能夠贏得金熊獎？為什么2008年同一個地點場合王小帥的《左右》能夠抱得銀熊歸？而無論如何，“《梅蘭芳》都要比之前兩部影片有份量”。這種看法或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今后諸如此類的困惑恐怕還會一再出現，因此需要談幾句。

一

首先，電影節這種東西，雖然其中也有若干“競賽單元”，但是最終挑選出來的“好壞”完全不同于體育競賽。體育競賽有著人人一望即知的硬指標，誰比誰跑得更快，誰比誰跳得更高，或者這支球隊與那支球隊之間的輸贏，這些都是沒有疑問的。

而電影屬于文化產品，文化產品的特點是獨特性，一部影片從題材、手法、風格上都是獨一無二的，不可重復的，哪怕是非常不成熟的產品，它的毛病也是只有它自己才會犯下的，乃至它為什么犯下這種毛病是別人不能理解的。因此，人們總是準備了一份特殊的心情看不同的電影，它們互相之間，并不存在可以通約的統一標準。當然，也有一個基本水平線的要求。但達到這個基本水準之后，要評價它們孰優孰劣，實在是一個勉為其難的事情，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一件非常相對的事務。

在這種情況下，什么東西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容易博得別人的好感呢？那得取決于許多其他的因素，其中也不完全是電影的因素。這一點不奇怪，本來這種拿起鏡頭便對準現實的東西，電影與這個世界有著各種各樣緊密的關系，而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們，也是形形色色，其欲望不僅多種多樣，而且還是多變、善變的。尤其是西方人，他們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那就是希望能夠突破自己，也希望有人能夠突破他們，突破他們頭腦中已有的成見。從遙遠東方來的東西，正好可以構成對于他們自己現有視界的某種沖擊。

也不排除經過某種“突破”之后所建立起來的，仍然是另外一種成見或偏見。這一點也很正常，既然人的認識是無止境的，就決定了在某一階段上是有局限的。況且，從文化交流上來說，成見、偏見并不僅僅擁有消極負面的意義，而是具有相當的積極意義。如果為了消除偏見而取消交流，或指責別人只是偏見而否認其任何意義，則不符合認識論和交流的規律。甭說別人，我們對于自身的看法，也會存在許多有待修正的偏狹之見。

既然是這樣，那么我們考慮問題的重心，就不在于外國電影節有什么閃失不足，它們是否公道公平，而在于我們對于外國電影節有一個持平、理性、不卑不亢的態度，說白了就是要正確對待外國電影節。說到底，那是人家的一個節日，是人家一幫不同程度志同道合者的俱樂部，是這撥電影人而不是那撥電影人一起玩的共同賬號。即使像柏林、戛納以及威尼斯這樣大型的國際電影節，也都不是聯合國的電影組織，而是一些人為了自己的娛樂而從事的專項活動，尤其不是為了主持世界電影界其產品孰優孰劣的公道。

本來就是人家的節日，人家帶著自己的有色眼鏡來看中國電影，就不稀奇了。比如在中國與西方隔絕了多少年之后，人家認為張藝謀電影中的“傳統中國社會”，便是與中國有關的影像表現，是有關中國的重要知識，而嘉獎這樣的作品，則可以表示自己如何“廣納天下賢士”，體現自己的國際胸懷，那是人家的事情。這并不表明在這期間，我們國家的電影只有張藝謀是最好的。實際上比起《紅高粱》（1988年柏林電影節金熊獎），陳凱歌1984年的《黃土地》也許更好，對于中國電影史來說更加重要，盡管它并沒有在國際上獲得大獎。1987年陳凱歌的那部《孩子王》也是如此，那是一部既溫文爾雅又富有幽默的影片。至于張藝謀的那部《我的父親母親》，2000年初捧回當年柏林電影節銀熊獎，在今天看來這部影片除了讓章子怡初試啼聲，人們便不會再記住它了。

當然，中國電影在外國電影上獲獎終歸是好事，這可以讓更多的人關注中國電影，但若是將外國電影節的標準，當作看待中國電影的標準，以在外國電影節上的獲獎與否，來看待中國電影本身的成就，幾乎可以說是“歪門邪道”，喪失了自己的電影標準，喪失了自身對于電影的判斷和信心。發生這種現象，不僅是從某些導演開始的，有關電影管理部門也要負責任。在國內得不到認同的影片，在國外獲獎之后，對于影片或導演的評價就會發生改變，開始得到接受與承認。最典型的就是第六代。這批更加年輕、擁有反叛精神的人們，當年除了將作品拿到國際上去，此外看不出什么前途。

而刀總是雙刃的，這個起點或許妨礙了這些導演們考慮有效地與國內觀眾溝通，也妨礙了中國電影多方位、多層次地發展。王全安最初的那部《月蝕》，應該說是一部挺有靈氣的城市電影，其中人物感情、人物關系或許更加接近導演本人的狀態，也接近城市年輕人的感受，它雖然稚嫩，但這個起點正是起步的城市電影所需要的，在這條道路上所要走的道路或許更長。但是，導演帶著這部影片“在國際上走了兩年”，“對中國電影和國際電影節的關系基本上有了判斷”之后，他做出了另外的選擇，他的下一步影片來了一個360度的大轉彎。那部《驚蟄》在許多方面更像是張藝謀那些鄉村電影的后續，而丟掉了自己原來可貴的東西。

2007年在赴柏林電影節之前，王全安導演在接受《南方周末》的訪談中還說道：“我從戛納電影節的選片人那兒就感覺到，他們已經有種要求——你們能不能提供有創造性的東西，跟你當下生活的這個躁動、充滿活力、熱火朝天的中國現實更緊密的東西？”（《南方周末》2008年2月8日》）你看看，我們的導演說，戛納電影節“已經”有了另外的要求！而這種與現實“更緊密”要求，為什么非從“戛納電影節選片人”那里才能夠“感覺”得到？需要由別人的嘴巴才能夠說出來？難道自己不能夠提出嗎？至于《圖雅的婚事》將一個養夫嫁夫的漢族故事，改寫成完全不具有這種風俗的蒙族故事，穿上了少數民族的服裝，想來不是為了滿足中國觀眾的要求。

這樣說，并不是想要拂掉外國電影節對于中國電影的種種善意和美意，而是提醒需要去掉我們自己的某些不自信、對于外國電影節的誤解乃至俗話說的“崇洋媚外”。在外國電影節上能夠獲獎當然好，但是這不構成對于某部中國影片的全部評價和惟一評價，并不是在外國電影節上獲獎的就一定好到什么程度，不獲獎就一定不好。對于電影制作人來說，應當更加留心中國人自己對于中國影片的評價，包括中國的觀眾與中國的影評人。2007年在南京獨立影像展上，作為評委的婁燁導演就提出我們需要自己的評價體系，而不要總是跟著外國人跑。

二

這么說來，陳凱歌在柏林電影節上得獎與否，就不那么嚴重了，也不那么令人遺憾了。說到底那是人家的游戲、人家的標準。從這個角度看來。那些曾經得過獎的，也不應該給人產生一步登天的印象。得獎這種事情太偶然了，并沒有天然的持續性，而我們中國電影卻要持續發展下去，從事電影工作的人們還要將自己的事業進行下去，甚至是在默默無聞的情況下。那種將獲獎當作惟一衡量標準的人，將目標僅僅鎖定在獲獎上面，他還有多少時間去考慮藝術上的問題呢？

我不能肯定陳凱歌本人對這種事情到底想了多少，想到了什么地步。從他的電影中展示的情況來看，這個問題未必就已經解決得很好。電影《梅蘭芳》是陳凱歌對于梅蘭芳的闡釋，作為藝術創作當然允許有虛構的成分，比如影片年輕梅蘭芳與十三燕的擂臺戲，未必符合歷史事實，既然這樣，那么人們便要問：為什么要往這個方向上去虛構，而不是往別的方向上去虛構？從中體現了導演陳凱歌什么樣的眼光立場？

這場擂臺戲運用的是俗稱“烘托”“陪襯”的手法。十三燕厲害不厲害？厲害。影片花了很多筆墨來傳遞這位燕園老人的風采氣度，但是這樣一位令人崇敬的英雄卻敗在了年輕梅蘭芳手中，梅蘭芳因此也就更加厲害了——通過這位失敗者（不僅是被打敗了，而且還被氣死了）的陪襯，電影中的梅蘭芳被安排坐了第一把交椅，頓時高大起來。但是這種安排并不能說服人。難道一個人非要通過打敗別人，才能夠顯示自己的才華與價值？非要眼見得別人輸在自己的腳下，才凸顯出自己的崇高？依這個邏輯尋過去，這個人的奮斗目標也就成為問題：他到底要什么呢？是追求藝術上的創新和盡善盡美，還是出人頭地，比別人高出一截、勝出一籌？是把更多心思放在藝術追求上面，那是一項永無止境的事業，需要若干年的嘔心瀝血才能往前稍微走一點，還是更加在意與同行之間的競爭、角逐、攀比？說實話，影片中用來“打擂臺”的那些戲本身并不能夠吸引人，人們看不出來為什么非得說梅蘭芳贏了，而不是十三燕?？磥?，影片要的是宣布誰贏誰負的結果，而不十分在意體現這個過程本身。

這就是說，影片是通過制造某種外在效果來塑造梅蘭芳的，是從外界對于他的反應 （包括被人暗中使壞扎了腳）將這個人抬到眾人之上。對于歷史上梅蘭芳其精美、精湛的藝術，這位大師如何解決藝術上、技術上的那些難題，它們在京劇史上的推動與成就，觀眾一概無緣得知，“藝術成就”被“成名、出名”所淹沒和取代。順便地說，類似的做法，在另外一部號稱表現“理想主義”的影片《立春》中也同樣見到。那位生在小縣城的歌唱家王彩鈴，在那樣一個偏僻封閉的地方，既沒有老師，觀眾甚至沒有見過她如何在鋼琴面前練唱，面對自己技術上、藝術上的問題，仿佛她不需要面對這個，而只是醉心于如何得到別人的認可，在不認可的情況下一再不死心。

而一旦成了“名人”之后，這個人就可以“不作為”了。影片中描寫的那段梅蘭芳與孟小冬的感情，可謂毫無生氣，唯有章子怡扮演的孟小冬還有一些清新氣息。已經名滿天下的梅蘭芳是如何受孟小冬吸引的？難道他就不需要被別人吸引，而只等待吸引別人嗎？他又是如何對孟小冬用情的？難道他就不需要對別人用情，而只等著別人對他用情嗎？這一對在舞臺上飾演他人感情的人，以及舞臺扮演時同為掩飾自己性別的人，他們在一起碰撞出來的火花，是如何地與眾不同？處理這些細節需要用心思和有才氣，而更需要的是將梅蘭芳放回到普通人當中，與別人一樣經歷戀愛的歡樂與煩惱，而不是整天端著名人的架子。這個 “架子”在影片中還有一個美名叫做“藝術家的孤獨”，這是一個西方的方案；而來自西方的這份孤獨，卻從來不是通過人為干預（驅散他人）的方式維持和制造出來的，那更是一個形而上的命題。

老套的烘托陪襯的手法，貫穿了整部影片。為了突出梅蘭芳的品德高潔，其他人就得忍辱負重，最為嚴重的要數以現實中的齊如山為原型的人物邱如白了。戲劇評論家胡金兆先生的研究表明，生活中的齊如山不僅是一位深諳京劇藝術的大專家 （遠不只是戲癡），為梅蘭芳寫過四十多個劇本并親自導演和從事藝術設計，在幫助促成梅蘭芳的藝術成就方面有過巨大貢獻，同時也是一位“錚錚鐵骨的文人”，抗戰期間不僅沒有威逼利誘梅蘭芳出演，而且自己也 “足不出戶、閉門著述”，直到抗戰勝利才走出家門。至于參與拆散梅孟之戀，更是沒有的事情，事實恰恰相反，正是齊如山本人做了這二人之間的大媒，與影片暗示的某種同性戀的舉止一點關系也沒有。盡管《梅蘭芳》宣傳總監黃斌對外宣稱影片中的邱如白“是‘梅黨’眾多人物的綜合表現，是一個藝術創作的虛構人物”，需要追問的是，為什么一定必須無中生有地虛構出這么一個卑鄙齷齪的人物、營造那樣一種陰謀詭計的環境和氛圍？陳凱歌從哪里歷練到這么一種人生智慧、冰潔君子的周圍非定環繞著小人的魅影？

在很大程度上，這部表面華麗的影片，集中體現了陳凱歌多年落下的那些“毛病話題”，它們曾經在陳凱歌其他的影片中不止一次地出現，有關“成名”、“成功”（《荊軻刺秦》、《與你在一起》）、莫名其妙的惡意或陰謀詭計（《無極》）以及與同性戀相關的兩男一女結構（《霸王別姬》）。這不免令人非常泄氣地想到，如同陳凱歌這樣一個藝術家，在奮斗的道路上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沉重了。早年意氣風發的年輕導演，在各種力量的拉扯之下，最終演變為傷痕累累。不知道在這個過程中，外國電影節扮演的角色如何？

還需聲明一句，對《梅蘭芳》的諸如此類的看法，并不提供為什么這次柏林電影節不看好這部影片的解釋。說實話，假如不是這個結局，而是陳凱歌和他的劇組捧回不管是金熊還是銀熊，我都不會感到十分意外。前面說了，那只是人家的游戲和娛樂。

崔衛平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wp995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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