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意義

自上世紀50年代受到激烈批判后，梁漱溟先生就被打入“冷宮”。年輕一代多從“毛選”五卷中當年毛澤東對他的如此這般批判嘲諷中略聞其名：“梁漱溟反動透頂”、“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么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

及至上世紀80年代初，梁氏剛剛“解凍”，但仍未成為社會熱點，其意義尚未被發現。他的《東方學術概論》與《人心與人生》兩部書稿的遭遇，頗能說明他彼時的境遇。他在這數十年冷寂歲月中沉思已久、潛心寫就的 《東方學術概論》一書的手稿，在出版送審過程中居然丟失，足見其被忽視的程度；而 《人心與人生》的書稿送到多家出版社通通被拒?！度诵呐c人生》的序言發表于1926年，最后成書于1970年代末，所以這部書可說是梁漱溟一生最重要之作。但在上世紀80年代，出版此書不僅要冒相當的經濟風險，而且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所以沒有出版社愿冒此雙風險。最終，通過種種努力，此書由梁氏付出一筆不菲的資金才得以在1984年 “自費”由學林出版社出版。倘在今日，此稿絕對“洛陽紙貴”，各出版社一定競相出高價搶出此書。不過揆以當時情況，雖然要求他自費，但愿出、敢出此書卻足以說明學林出版社的眼光與膽識至為難得，功莫大焉。

時代精神說變就變。從1980年代中期起，梁漱溟先生的人品學問突然成為“熱點”。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為代表的一些梁氏早期著作被重新出版，成為當時“文化熱”中討論、研究熱點。他的東西文化觀、對傳統與現代的看法，影響既廣且深。繼而，他在1950年代敢為堅持自己觀點當眾與毛澤東爭辯、那種“三軍可奪其帥，匹夫不可奪其志”的嶙嶙風骨，與幾十年來尤其是“文革”中，從上到下絕大多數不是盲從就是隨波逐流那種自我的喪失與人格的瑣屑形成鮮明對照，贏得廣泛的尊重，并在初起的 “知識分子研究”中引起深刻反思。直到現在，雖經多年風雨，但對梁漱溟研究、思考的熱度依然未減。

今天，當“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引起社會普遍關注和思考之時，梁漱溟當年積極推動的鄉村建設運動則自然更成為關注的焦點。

只有中學學歷的梁漱溟先生24歲就受蔡元培之聘到北大任教，但他完全不是躲在書齋中的學者，不是在故紙堆中發思古之幽情的文人，而是滿腔熱情要改變中國社會的改革者。他積極參與種種社會、政治活動：考察北伐，發動鄉村建設，投身抗戰，積極組建民主黨派、致力于民主運動，調解國共之爭、為和平奔走……而鄉村建設，則是他認為解決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根本手段和方案。

1927年，中國大地風狂雨驟。當北伐正以摧枯拉朽之勢迅猛前進時，卻突然分裂，刀槍相見，一片血火；農民運動聲勢浩大，打土豪、分田地、斗斗殺殺……這一切，都引起梁漱溟的觀察與思考。他認為，中國在“最近的未來”必然會分裂成為許多個“小局面”，而“每個小局面還都是大權集中在個人之手”，“在每個小局面中握有權力者，下焉者便為禍于地方，上焉者或能做些個建設事業”，這個“建設事業”就是替中華民族“在政治上，在經濟上，開出一條路來”。他明確表示了希望在體制內、通過手握大權的“上焉者”的改革而不是體制外的暴力革命達到政治、社會面目一新的目的?！叭绾稳ヌ婷褡彘_這條路出來？則我之所謂鄉治是已”。

當時，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的嚴重危機早已引起國內外各界人士的極大關注，一些人提出了 “救濟農村”、“建設農村”、“復興農村”等各種改革農村社會方案。例如，國際社會委托國聯調查組在中國農村深入調查研究了中國農村經濟和商品市場，提出了著名的《拉西曼報告書》，并組織對華技術使用委員會。他們希望通過興修道路、水利、改良農作物、發放貸款等措施復興中國農村。而國內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則進行了廣泛的鄉村教育，如米氏兄弟在河北翟城，晏陽初在河北定縣進行鄉村自治和建設，閻錫山在山西也以建設新農村為號召等等。梁漱溟對這些地方做了廣泛的參觀和調查研究后，更堅定了以“鄉治”、“鄉村建設”作為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信念。雖然他對這些改革者的努力十分欽佩，但他也看到了這些地方鄉村建設的種種問題，如缺乏全局觀念、教育不盡符合農民實際需要等。他對閻錫山治下的山西農村建設最為不滿，認為問題很多，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作用太大，民眾作用太小，而且在政治腐敗的情況下，所謂建設反而會成為官員斂財的借口。他尤其強調鄉民的自覺主動性，反對政府的過多干預管制?！罢軇t人民愈被動，愈被動，愈不動”，“故山西村政，若作自治看，則自治之生機已絕”，“對于山西村政的批評此兩句話可以盡之：一面是太過不注意；一面是太過用力氣”，“山西各項新政，原都是好的；而上面用力太過，人民純處于被動，其易有弊害，理所當然”。所有這些，都是我們今日也應時時記起的警世之言。

他還形象地比喻說：“中國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強似鐵鉤。也許握鐵鉤的人，好心好意來幫豆腐的忙；但是不幫忙還好點，一幫忙，豆腐必定要受傷”，“現在全國黨政各界，有一句時髦的話叫‘建設’，不知老百姓最怕聽建設這句話。然則就不要建設了嗎？當然不是。幾時自治的習慣能力養成了，政治的大路開出來，則建設自然而始，應有盡有”?？傊?，他認為鄉村建設如果不是由最低層的村民自己動員起來的村民運動，則必然要失敗。

經過一番考察，梁氏先后在河南和山東個別地方進行了鄉建實驗，其基本特點是在以倫理為本位（他認為這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特點）的社會條件下重建鄉村自治組織。他認為，鄉村組織的關鍵是借助中國傳統的“鄉約”制度。之所以說“借助”，是因為中國傳統鄉約在很大程度上已為“官家”所控制，甚至成為一種官僚統治工具。而梁氏心目中的鄉約是一個由鄉民自愿發起、自覺維護的社會組織。他承認，農民自發組成鄉約并非易事，所以要對農民進行教育，因此，鄉村組織的關鍵其實在于鄉學、村學。他說：“鄉村建設運動之做法，即為民眾教育，此點毫不含糊，清清楚楚，走民眾教育的途徑完成鄉村建設?！?

這種希望當政者支持卻不干涉具體事務、通過教育實現農村革新的做法，在當地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對全國農村而言，卻顯得杯水車薪。另外，當時農村最迫切需要的是改革或調整舊的土地關系。梁氏希望通過改革而反對通過暴力革命改變這種土地關系，無疑是“體制內”的改革者。但舊體制的主政者并未“從善如流”，聽從體制內的梁氏及其類似者的意見，未對土地關系作實質性的調整和改革，他的實驗之實效，不能不大受影響。

當諸如梁漱溟這類用心良苦的“補天派”的主張并不能得到執政者的贊同、施行時，“失敗”就是這類體制內改革者的必然命運。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革命者就將取代改革者成為歷史舞臺上的主角，“革命”也就很難避免了。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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