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塔·錫克:布拉格之風

發生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冷戰時代最震撼人心的一個篇章。說起捷克斯洛伐克，很多人熟悉米蘭·昆德拉，曾經一度時髦的“媚俗”一詞，便譯自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人們也會知道哈維爾，他是斯大林體制之后的第一位民選總統、劇作家和異議人士。然而，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還有一位對“布拉格之春”、對經濟改革有著杰出貢獻的，被稱作捷克“經濟改革之父”的奧塔·錫克。

就是這個錫克，在劉國光先生的邀請下，于1981年來到中國，牽動和影響了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首腦。無獨有偶，如同布魯斯一樣，奧塔·錫克也是一位流亡者，任教于瑞士圣·加倫經濟社會大學。3月19日至4月8日，奧塔·錫克在北京、上海、蘇州作了7場學術報告，人們對他的到來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負責接待，吳敬璉先生全程陪同。中國政府領導人格外看重他曾經指導過的捷克經濟改革的實際經驗。

奧塔·錫克，1919年出生，早年學藝術，后來是革命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二戰期間，被關押在納粹集中營；二戰后，參與《資本論》翻譯，篤信蘇聯模式。自1955年，捷克斯洛伐克經濟陷入困難之后，他開始懷疑、思考和批判傳統的經濟體制。1962年，錫克任捷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1963-1968年任經濟改革委員會主席。1964年1月，媒體上公布了他主持制定的改革方案《關于國民經濟計劃管理新體制的原則草案》；1966年又公布了 《關于加速實施新管理體制的原則》。計劃不再是物資分配的計劃，要適應市場的需要；改革企業組織結構，把384個生產經濟單位合并為90個完全獨立的生產經濟組織；將單一的固定價格改為固定價格、限制價格和自由價格三種。先改批發價格，再改零售價格；改革工資制度。1968年4月，錫克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他的經濟改革方案，成為捷共中央《行動綱領》的一部分。綱領宣布，要創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會主義模式”，“再也不允許用黨的機構代替國家機構、經濟領導機構和社會組織”；要保證集會、結社、遷徙、言論和新聞自由，取消書報檢查制度；實行社會主義的多元化政治體制，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捷克人民為此歡欣鼓舞，舉行各種集會討論國家事物，呈現出一派“布拉格之春”的景象。錫克宣稱，如果推行他的政策，四年內，捷克斯洛伐克將達到鄰國奧地利的水平。

這個充滿了經濟和政治自由的春天被四個月后的蘇聯入侵（1968年8月）摧毀，代之以漫長的嚴寒。其時，錫克正在南斯拉夫度假，新聞媒體說他是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是最反動的修正主義右派。他被解除副總理職務，開除黨籍，剝奪國籍。1970年，錫克流亡瑞士。而在莫斯科，一本名為《從修正主義到背叛：對錫克經濟觀點的批判》的書出版了。

離開了祖國的錫克，繼續思考和著述，《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改革》(1969年)、《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1971年)、《第三條道路》(1972年)、《共產主義政權體系》（1976）等著述，揭示了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實質，尋求在西方自由市場和蘇聯模式的命令經濟中的第三條道路。

在錫克到北京之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與東歐問題研究所的雜志《蘇東問題研究》1981年第1期上，介紹了《共產主義政權體系》一書。錫克認為，蘇聯和東歐“都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黨的官僚”和“國家壟斷”體制。這比中國當時的思想者走得要遠得多。我的一位匈牙利科學院朋友瑪麗亞后來把這種體制概括為“黨國體制”。

計劃價格體制是計劃經濟的支柱。改革計劃經濟，用市場價格體系替代計劃價格，是一個充滿風險的課題，是改革要真正面對的攻堅戰。奧塔·錫克向中國朋友介紹了他的主張，提出可以效法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即1967年的全面調整價格，1968年全面放開價格，先調后放，建立自由價格制度。吳敬璉說：“這使中國經濟學家開始接觸到一些真正改革實務層面的東西了”。每一次錫克講學之后，吳敬璉和中央編譯局的榮敬本都做出一份一千字的簡報，送給社科院院長馬洪、于光遠和其他領導。

據吳敬璉回憶，馬洪再將這些簡報上送國務院總理。國務院領導人非常重視，曾做過三點指示：第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聘奧塔·錫克為顧問；第二，請奧塔·錫克以后每年到中國來一次，給中國的改革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第三，組織一次他與中國經濟改革領導干部的座談，經濟領導部門要參加。對于第一條，社會科學院有的領導提出來，請外國人當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顧問,沒有過先例,似乎不妥，沒有照辦；第二條則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局長王光美和奧塔·錫克商定以后每年來一次。但是由于后來形勢發生了變化，這個口頭協議也沒有執行；第三條，則是在奧塔·錫克訪問的最后一天，組織了領導部門的一些領導和他座談，薛暮橋、廖季立、馬洪、白美清等都參加了。

座談會上，奧塔·錫克特別強調價格改革的必要性，具體介紹了捷克斯洛伐克“先調后放”的做法，薛暮橋提出，價格改革是很難計算的，因為它們之間彼此影響，互為因果。奧塔·錫克說，可以用投入產出表，經過多次疊代算出各種產品的生產價格或資金、勞動“雙渠價格”。這套價格當然不會很準確地反映市場價格的程度，但是比較接近。再根據計算出來的價格作一次全面調整，就可以保證第二年放開時震動比較小。白美清向國務院領導人匯報后不久，國務院決定建立價格問題研究中心，由薛暮橋、馬洪負責，聘請錫克推薦的捷克專家介紹當年他們如何計算影子價格的經驗，研究制定調整價格和進一步放開價格改革的方案。與此同時，國務院秘書局通知社科院，要求他們將奧塔·錫克在座談會上提到的參加1967年價格調整計算工作的專家請到中國來講學。當吳敬璉等工作人員接到這個通知時，奧塔·錫克已經離開了中國。于是，他們馬上拍電報到中國駐瑞士大使館，請使館人員和奧塔·錫克商量。后來奧塔·錫克推薦的兩位專家到中國來開講習班，培訓物價改革人員。

錫克的到訪著實在中國掀起了一陣研究改革理論和實際措施的熱潮。這使劉國光深受鼓舞，他覺得像錫克這樣有經驗有理論的人還很多，可以再請其他人來。錫克離開中國后，他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總干事馬洪寫了一封信，附寄了他的新作《社會主義的計劃及其發展》，其中總結了蘇聯、東歐國家改革的經驗教訓，并表示希望這篇文章能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有所幫助。1982年，幾本錫克的著作翻譯出版：《社會主義的計劃與市場》、《第三條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現代工業社會》、《共產主義政權體系》。然而，這時的中國，計劃經濟思想回潮，主張商品經濟的學者受到排斥和批評。錫克也被整了“黑材料”。

1982年4月，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印發了“奧塔·錫克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改革理論”。榮敬本做過考證，這種言論其實來自蘇聯，為了反對東歐改革，蘇聯出版了不少書籍，批判市場化改革背離了社會主義原則，其目的是反蘇、反共產黨。它依據的是錫克同西德《經濟周報》編輯的談話。錫克說，“我深信，經濟制度的改變，首先取決于政治條件”，“那些只靠無產階級專政過日子的人們擔心，每一點自由化和以企業自主為方向以及以市場標準為目標的經濟制度的改變，都會削弱他們的權力地位。如果真要讓一項改革起作用，就必須停止黨對經濟的強制命令”。

直到1989年“天鵝絨革命”，錫克才再一次投身于捷克的公共生活。然而，他的第三條道路和那時捷克領導人追求徹底的自由市場經濟已經不合拍了。錫克向當局發出警惕新自由主義的危險，也沒有得到重視。作為哈維爾總統的經濟顧問，由于他們的觀點有分歧，錫克又返回了瑞士。新的問題又擺在他的面前：當傳統的社會主義體制終結以后，改革的問題不復存在，什么是最好的國家道路？1991年，錫克出版了《今天的社會主義：正在改變內含的社會主義》一書。從市場社會主義到民主社會主義，錫克走向將社會主義與自由、民主、人道主義聯系起來。2004年，錫克故去。

上世紀80年代初，是中國陽光燦爛的思想解放時期。那時的波蘭拒絕布魯斯，捷克拒絕奧塔·錫克，中國卻向他們敞開了大門，表現出求賢若渴、力圖改革的歷史勇氣。在錫克走后的十余年，他的書繼續被翻譯成中文出版：《經濟-利益-政治》（1984年）、《一種未來的經濟體制》（1989年）、《爭取人道的經濟民主》（1989年）、《經濟體制比較、理論、批評》（1993年）。對于這位經濟改革的拓荒者和實踐者的傾聽和接納，尊重他的歷史作用和觀點，也是對中國改革歷史過程的一種尊敬?？上?，今天我們少有經濟學家像錫克這樣持之以恒、孜孜以求，系統地研究和探索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之后的歷史走向。而我們的現實和未來是多么需要??！

柳紅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 liuhongfuture@gmail.com

• · 堅冰的碎裂 　|　 2009-08-12
• · 吳曉波：回望中國經濟六十年 　|　 2009-08-03
• · 陳釗 陸銘：中國能否走向公正的市場經濟 　|　 2009-07-13
• · 茅于軾：中國算不算市場經濟國家？ 　|　 2009-06-24
• · 陳志武：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最好的制度安排 　|　 2009-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