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總長蔡元培

近代中國面臨社會的全面轉型，作為社會核心價值體系之培養發育重要途徑的教育，尤其是教育體制，無疑面臨根本性變革。在洋務運動時期，中國出現了最早一批由國家開辦的新學校，成為中國近代新式學堂的嚆矢。但這些學堂仍居于社會、體制的邊緣，備受歧視排擠，沒有引起中國教育制度的根本變革。在維新運動時期，維新派則將 “變法”與 “興學”聯系起來。在社會結構、價值體系、知識譜系的大轉變中，學校將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即意味著獨立于國家的現代公民社會的興起，多元化價值觀念和知識體系的產生、傳播，因此要求承載其重任的教育必須獨立?；蛘哒f，教育只有獨立才能起到開創歷史的作用。對此，已有一些思想家在清末就提出這種主張，如章太炎認為， “學校者，使人知識精明，道行堅厲，不當隸政府，惟小學與海陸軍學校屬之，其他學校皆獨立”；嚴復則一反 “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將 “治學” （做學問）與 “治事” （從政）分開，強調應該“政、學分途”；王國維則認為， “學術之發達，存乎其獨立而已?！?

1912年清朝覆亡，民國初創，蔡元培以辛亥元勛與學通新舊的著名學者， “眾望所歸”就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他在中國語境中以自己的實踐回答了 “教育獨立”這一歷史性課題。

早在就任教育總長之前，他就確立了 “教育獨立”的理念。蔡元培是清末翰林，少年得志，應該說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但從1907年到1911年末在德國留學四年，他的教育思想深受德國19世紀初德國柏林大學的創立者洪保 （WilhelmvonHum－bold）及當時德國其他一些思想家影響，主張大學自治，學術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12年，作為主管全國教育的 “總長”，他發表 《對于新教育之意見》一文，全面闡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他否定了中國傳統教育中的“忠君”、 “尊孔”這兩個思想專制的中心宗旨，指出： “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他主張思想自由： “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義梏其心，而惟時時懸一無方體無始終之世界觀以為鵠。如是之教育，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觀教育”。如果將 “一流派之哲學”、 “一宗門之教義”定于一尊，必將桎梏受教育者的心性靈智，長此以往，必將造成民族的愚蒙退化。他認為， “專制時代（兼立憲而含專制性質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針以標準教育，常為純粹之隸屬政治者。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在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他又批判了 “君主時代之教育方針，不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用一個人主義或用一部分人主義，利用一種方法，驅使受教育者遷就他之主義”。即封建專制的教育目的在于愚弄受教育者，使之心甘情愿被統治者驅使。對封建專制教育實質的批判，可謂入木三分。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孔子、儒學并非反對、拒斥，而是不同意將其作為一種 “準宗教”的國家意識形態強迫學校灌輸、學生接受，反對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對孔子頂禮膜拜。在 《對于新教育之意見》一文中，他謹慎地表示對于 “孔子之學術，與后進所謂儒教孔教，當分別論之。嗣后教育界何以處孔子，及何以處孔教，當特別討論之”。在臨時教育會議上，他又提出“學生不應拜孔子案”，由教育參事蔣維喬作說明列舉了學校不應拜孔子的三項理由：一， “孔子并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今乃以宗教儀式崇奉于學校之中，名為尊孔，實不合理?！倍?， “今以似是而非之宗教儀式行于學校，既悖尊孔之義，尤乖教育目的?！比?， “憲法公例，信教自由為三大自由之一。今以學校拜孔子之故，致令他教之子弟，因信仰不同，不肯入學，既悖憲法公例，尤于教育普及大生障礙”。在他看來，思想自由多元，是教育獨立的重要條件。

將教育從統治者的政治桎梏下解放出來，強調教育的獨立性，確有劃時代意義。再進一步說，即便作為純學者、純教育學家，提出這種觀點在當時已屬不易，而身為主管全國教育的最高行政官員不僅不擴大自己的權力、而竟然主動 “放權”，則更為難得。因為古往今來，從政之后為權、利所誘，改變、背棄自己原來學術觀點、政治思想的學者比比皆是，數不勝數。 “昔賢垂范到斯今”，作為教育總長卻提倡教育獨立，而不是強調、擴大教育部和總長對教育的權力，惟愿后世主管教育的官員們都有這般識見與胸懷。

身體力行是蔡氏特點，在民國初年黨派紛爭激烈的環境中，他請資深教育家范源濂 （字靜生）作教育部次長。由于范是與國民黨作對的共和黨人，一些國民黨元老、亦是其好友對此舉大為不滿，頗為憤慨。而另一方面范本人也不愿為 “敵黨”所用，堅辭不就。蔡元培不顧黨內同志的反對，兩次拜訪范源濂，誠懇對他表白： “現在是國家教育創制的開始，要撇開個人的偏見、黨派的立場，給教育立一個統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計。國民黨里并不是尋不出一個次長；我現在請先生作次長，也不是屈您作一個普通的事務官”。 “教育是應當立在政潮外邊的。我請出一位異黨的次長，在國民黨里邊不是沒有反對的意見；但是我為了公忠體國，使教育部有全國代表性，是不管這種反對意見的。聽說您們黨里也有其他看法，勸告您不要自低身份，給異黨、給老蔡撐腰；可是這不是為國民黨或我個人撐腰，乃是為國家撐腰。我之敢于向您提出這個請求，是相信您會看重國家的利益超過了黨派的利益和個人的得失以上的”。經過他的勸說，范氏欣然就職。蔡元培在報上看到前清學部人員胡玉縉的 《孔學商榷》一文，頗為欣賞，便邀胡到教育部工作，并不介意胡曾是 “舊政權”的官員。沒想到，教育部承政司在委派胡工作的便函中有 “奉總長諭”字樣，胡甚不滿，立即寫信給蔡元培，毫不客氣地批評說： “惟 ‘諭’字似承亡清陋習，現雖一切程式尚未規定，而專制性質之字樣，必屏而弗用。民國前途，方有冀幸”。對胡的批評，蔡元培不僅不以為忤，反而復信致歉，表示接受，承認自己對此 “字句小疵”負有責任，并進一步反思道： “無論專制共和，一涉官吏，便不能免俗，曰諭，曰派，皆弟所蹙然不安者。以冗故未遑議，致承政廳遂襲用之?！?

蔡元培后來曾回憶自己當教育總長時的用人原則： “我那時候只有能者在職的一個念頭，竟毫沒有顧到老同志的缺望，到正式組織時，部員七十人左右，一半是我提出的，大約留學歐美或日本的多一點，一半是范君靜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經驗的多一點，卻都沒有注意到黨派的關系?！苯逃坎繂T一半竟由范源濂提出，可見他請范源濂出任次長是真正授其實權，并非要其僅僅 “掛名”、只是顯示自己包容各派的 “點綴”。

教育要超越黨派、承認教育是“天下公器”而不是一黨之私產，因此教育應 “立在政潮外邊”，確是他的真知灼見；而以一個黨派要員執掌教育行政部門卻力邀敵對政黨的合適人才作自己的副手，則是他的胸襟、人格顯現。

民國初創，以前專制王朝的教育制度必然面臨根本性改變，首任教育總長自然負有重新制定全國學制的重任，好在蔡元培于此早就胸有成竹，所以在不長的時間內就為新生的共和國全面制定了大、中、小學學制。這個新學制推行了十年，直到1922年9月才由他主持作了修改。

然而，民初的中國并未給蔡元培提供實現自己理想的環境。袁世凱的專制，使他忍無可忍，最終辭職。在他當面向袁世凱提出辭職時，袁為博取名聲以 “我代四萬萬人堅留總長”表示挽留時，蔡則堅定地以 “元培亦對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回答，表明決不與其合作的立場，最終于1912年7月辭去了只當了半年的教育總長之職。

他知道，在專制政治之下，難言教育獨立。 “道不行，乘桴浮于?！?，懷著對國事倍感失望的心情和對西方文明作更深入了解探討的理念，蔡氏于1913年秋踏上了為時三年的赴法游學之路。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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