擱淺的“鯨魚”

一行陰郁的大標題橫跨 《每日電訊報》的頭版：《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這篇報道引用了英格蘭銀行行長金（MervynKing）的話。金警告說，英國處于一場“深重的衰退”之中?！睹咳针娪崍蟆吩u述說，“現代以來，從來沒有人對英國的前景做過如此悲觀的估測”。

或許能給美國人一絲安慰的是，英國的金融危機和美國一樣嚴重。經濟學家和交易商正在描述著一場全球性的經濟瘟疫，受打擊最重的國家，就是那些最開放、最接受貿易與資本自由流動的國家。

在英格蘭銀行的等候室里，矗立著一個古舊的木質書柜，一句典雅的拉丁文箴言刻在書柜的頂端：Scientia Est Pabulum Animi（知識乃心靈之食糧）。不錯，在英格蘭銀行，有關本次危機的精神食糧真的是很豐富。我聆聽了一些英國經濟學家和金融交易商的見解，以下擇其要點，稍做講述。

讓我們先來做一番玄想吧：假設一位帝國時代的中國官吏正坐在紫禁城里考察全球經濟。這位中國官吏在研究了過去幾百年的歷史之后，肯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創造產品和服務方面，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絕對技高一籌，但作為一種組織金融部門的方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就遠不是這么成功了，因為在兩百多年的時間里，它帶來了層出不窮的金融危機、銀行擠兌和恐慌大潮。

金融崩潰是19世紀英國小說的常見主題。在這次旅行中，我隨身攜帶了喬治·艾略特的小說 《丹尼爾·德龍達》。在小說中，女主人公關德琳（GwendolenHarleth）收到了母親寄來的一封陰沉的信：“一場可怕的災難已經降臨到我們所有人頭上。我們對商業一竅不通，也永遠弄不明白，但格拉普內銀行倒閉了，無數人遭了殃，我們的生活全毀了”。

我們的金融體系總是會周期性地崩潰，而在全球化時代，這種現象變得更加危險了。聰穎的人士創造了越來越奇異的金融產品，以至于連那些買賣這些產品的人，都幾乎無法弄明白其中的機理。這些“人工合成”的證券已經完全和基礎資產脫離了關系。正如投資家巴菲特所說的，它們絕對是金融界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而金融體系變得越復雜，它就越容易遭受突發的沖擊所傷害。當今金融體系的死穴之一，就是它的不斷復雜化：人們不斷組建龐大的公司，進行電子交易，結果就連最聰明的人都無法控制他們創造出來的這些東西了。

以花旗銀行為例，它已經成為不良管理的典型范例。到底是哪些白癡讓花旗銀行這個大怪物毀掉了華爾街呢？呃，是這么一些人：魯賓（Robert Rubin），他曾經當過財政部長；威爾（Sandy Weill），一年之前大家還一直認為他是金融界最精明的交易商；菲舍爾（Stanley Fischer），他是世界頂尖經濟學家之一；羅德斯（WilliamRhodes），他有幾十年的處理“第三世界”金融危機的經驗。

我無意為花旗銀行的管理團隊開脫，他們做出的決策實在是糟糕透頂。但關鍵問題并不在于個人的貪婪或愚蠢，而在于體制本身。

現在大家認定的另一群混蛋是那些監管者，他們未能阻止這場混亂的爆發?，F在那些金融機構都像在沙灘上擱淺的鯨魚一樣奄奄一息，但曾經有成千上萬的銀行監管者和會計師仔細審查著這些機構的財務賬冊，卻沒有預見危機的來臨。在安然丑聞之后，我們對監管體系進行了嚴厲的改革，制定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其目標是迫使CEO對公司的財務真實承擔個人責任。但很明顯，這一改革并未起到應有的作用。

面對這么一個每隔15－20年就會崩潰一次的金融體系，我們應該怎么修補呢？那些受監管的金融機構可以進行一些冒險，而且可以借錢進行更大、更危險的賭博，使風險進一步加劇。我希望這些機構受到更多的限制，使它們不能再這么冒險了。但我也明白，一旦監管加強，進行杠桿交易的機會減少，貪婪的投資者將會投資于收益率更高、不受監管的資產。大蕭條期間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爾銀行法》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逐漸失去作用的。該法最終在1999年被撤銷。

合理的辦法是將古老的反壟斷規則適用于金融部門。事實證明，在這個世界上，“大”并不意味著“好”。我們需要更小、更靈敏、更貼近客戶的銀行。這樣的銀行如果犯了錯誤，就讓它們倒閉好了，損失不會太大?，F在我們正在援救那些龐然大物，但我們也應該想想另一種思路：把它們分割肢解，變成正常人也能管理好的機構。

（本文由《華盛頓郵報》提供中文版權。趙信/譯）

大衛·伊格內休斯

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曾任《國際先驅論壇報》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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