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日歸來

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鄧小平訪日歸來第三天，1978年10月31日，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率一行23人去日本考察企業管理。副團長是徐良圖、葉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鄧力群任顧問。張彥寧是秘書長。社科院一共去了四位，還有馬洪、孫尚清、吳家駿。

日中經濟協會盛情接待第一個來訪的中國經濟界高層代表團。包括小宮隆太郎等經濟學家出面，介紹日本戰后經濟發展的脈絡；經濟企劃廳和國土廳的官廳經濟學家，從實際操作上講解戰后日本經濟的運行、產業政策。代表團分成3個組，去參觀了43家企業，有新日鐵公司的君津和八幡鋼鐵廠，小松工程機械公司，豐田汽車工業公司，松下和東芝電器公司。在每一家都要呆上三五天，聽講，看生產流程，交流企業管理經驗。馬不停蹄，連軸轉。日本人午餐過后就工作。而習慣了午睡的中國人，又困又累，只能硬挺著。據說，有一位團員曾坐在馬桶上睡著了，還是聽到鼾聲的過路人發現了他。

鄧力群說：“就我一生而言，1978年到日本去考察，身臨其境去看資本主義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沒有去過資本主義國家?！贝_實，這個資本主義給了他們太強烈的視覺沖擊和深深的思索。

鄧力群描繪得仔細：

“包括農民在內，一般都穿毛料子。服裝樣式很多。我們星期天到一條熱鬧的街上去，所看到的婦女，沒有穿同樣衣服的。接待我們的女工作人員，也是每天換衣服。衣服式樣樸素大方，倒也不是什么奇裝異服?！?

而此時的中國正流行卡嘰布中山裝，男女一律。出國時要體面，不能丟國家的臉，由國家補助置裝費，每人可以做兩套衣服，回來以后，上交一套，自留一套。如果是冬天，要穿大衣怎么辦呢？社科院外事局有一間倉庫，里面存放一些先前出國人穿的毛花呢大衣。出國人員可以去那兒挑，有合適的就穿，沒有合適的才可以做。

大家對西裝都不在行，能做西裝的裁縫師傅也少。行前，他們去有名的紅都訂做服裝。鄧力群是自己出的樣子，請人家做了一套“西裝”。這個“西裝”的樣式是，把中山裝的領子改成西裝領子，下面保留四個扣，比西裝多兩個扣。有了西裝領就可以打領帶，大框架還是中山裝。聽吳家駿老師講這段兒時，他笑，我大笑。如此中西合璧，鄧力群真是太有創意了！記得中國一度流行過男式小翻領衣服，不知是不是打他那兒來的，或是他先發現拿來的樣子。吳家駿的西裝，袖子長到手指頭，又肥又短，日本人開玩笑說他穿的是中式棉襖罩衣。

在東京，他們進了一家百貨公司，琳瑯滿目，一問，人家經營了五十多萬種商品。而我們的王府井百貨公司只有兩萬兩千多種。日本的社會風氣和社會秩序都不錯，這令鄧力群印象深刻：

“把車子放在路旁，不上鎖，……工廠不生產自行車、摩托車的鎖。他們的商店，下班時候不上門板，也沒有鐵柵欄。有些拍賣品，擺在窗外的臺子上，下班不收進去?！?

一個公司，一上午要接待好幾家，幾點開始，幾分鐘歡迎詞，幾分鐘答詞，幾點結束，都在控制之中。代表團不得不適應人家的節奏，完了這場，趕下一場。路上留出半個小時，不敢耽誤。負責協調的人抽空就要提示現在是上廁所的時間，接下來就沒有時間了。吳家駿覺得一切都像自動流水線，和生產組織一樣。

有一天參觀工廠，路程比較遠，怕堵車，他們出發得早，結果提前了十幾分鐘到達。司機把車停在廠外路邊。代表團一行都納悶兒，為什么呆在這兒不進去呢。原來是，人家夾道歡迎的隊伍還沒有出來，因為沒到時間，不會早等在那里歡迎你。大概離預約的時間差兩分鐘時，代表團的車隊才開進去，歡迎的人群晃動著小旗子。前后也就5分鐘左右，代表團進到會議室，歡迎人群則回到自己的崗位。這種嚴絲合縫，著實令中國人領教了什么是秩序、什么是效率。而那時，中國人歡迎外賓，不要說事先排練的時間多長，當天早早地就等在那兒了。我上中學時，歡迎過蓬皮杜總統和班達拉奈克夫人，這兩個名字至今深深刻在我的腦子里，是因為我們長時間歡呼雀躍地練啊練。

吳家駿說，原來我們講有計劃按比例。好像按比例是計劃經濟的產物。然而，在日本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看到他們也按比例，而且是高超的比例。比如在豐田，1分鐘1輛車被總裝出來。我們問，你們的倉庫得多大啊才能裝這么多？人家答，不需要倉庫，供應零部件的廠按小時送，這邊車裝出來運出去。生產銜接可以精致到這種程度，我們禁不住說，原來市場并不那么可怕??！

給鄧力群印象特別深的是，1960年池田內閣提出《國民所得倍增計劃》，讓日本人全都知道，這個計劃能否實現和每個人都有密切關系。他發現，原來現實中的資本主義日本較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企業內部的有組織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有了很多新變化。

興奮而又高強度的35天。

12月5日，代表團回到北京，很快寫出了《日本工業企業管理考察》報告，涉及企業組織、企業計劃、專業化和協作、質量管理、職工培訓、日本企業刺激職工積極性的辦法等內容。提出了六個方面建議：學習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管理的科學方法；重視開發國內市場；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鼓勵競爭；以改革推動管理；加強立法和經濟調節手段。

不看不知道，日本企業既生產又銷售；而中國的企業只生產不銷售，與市場不聯系。再有，日本的重工業也生產耐用消費品。他們從戰后起步，加強企業管理，用數學統計方法進行質量管理；工時測定、工序控制；重視市場營銷、綜合計劃，高度重視發揮員工積極性。

12月底，袁寶華和代表團成員向國務院作了匯報：在“大躍進”前，日本和中國的經濟水平差不多，而之后的差距越拉越大。我們生產技術落后，管理更落后，因此，在引進技術時，必須引進先進的科學管理方法。匯報得到了正面反饋。余秋里和康世恩批準印發考察報告。1979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發行了單行本。

回過頭看，他們說對了一，沒有說出二。其實越拉越大的差距恰恰是制度帶來的。從1955-1976的二十年間，日本工人收入增長了2.1倍。除了工資，每年分紅兩次，每次分紅增發1-3個月工資，還有福利補助。普通家庭有四五十平米住房，每兩戶多擁有一輛汽車，95%以上的人家有電視、冰箱、洗衣機等。而中國城市職工20多年沒漲過工資，人均住房3.6平米，人們盼望著擁有自行車、手表、縫紉機。在農村，溫飽尚不能解決。

另一方面，也在緊鑼密鼓。1978年底就成立了質量管理協會。袁寶華和鄧力群等人商量，向國務院提出成立中國企業管理協會，這是學習日本經驗，由協會在政府和企業之間發揮紐帶作用，很快獲準。1979年3月3日，中國企業管理協會在北京成立。袁寶華任會長。第一件事就是舉辦企業管理干部研究班。第一期學員有110名，其中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主要工業城市經委(工交辦公室)主任27名。首先是介紹日本經驗，袁寶華、鄧力群、馬洪、孫尚清、吳家駿等人都來做報告。

代表團同日方達成了一個中日企業管理、質量管理經驗交流的協議，規定日中雙方互派廠長為主的考察團，互派人員參加對方的“質量月”活動。期間，他們還得知日本政府有一筆援外預算名為“協力基金”。如果能取得這筆資金，就可以用來培養我國管理人才。于是，張彥寧開始為此努力，最終爭取到了日本政府提供的研修經費。此外，計劃邀請30名日本企業管理專家、教授來華講學，為中國企業進行診斷，中國向日本派遣150名進修生學習企業管理等，都從1980年初開始實行。

據袁寶華回憶，在代表團的建議下，在京津滬三市選少數基礎較好的工廠進行改革企業管理的試點，試點廠分別與日本廠對口掛鉤，定期互訪，交流管理技術和經驗；訓練廠長、培訓骨干；編印日本和其他國家企業管理、質量管理的教材；設立“質量月”，頒發質量獎；開展企業管理經驗的國際交流。

社科院這邊，在歷史所小禮堂，鄧力群組織了幾場報告會，會場擠得滿滿的。鄧力群講觀感，講積累和消費，農輕重，價值規律和計劃性。馬洪介紹“日本資本家怎樣管理工業企業”；孫尚清介紹“關于日本的技術引進和企業對職工的經濟刺激問題”；吳家駿報告“關于日本工業管理和企業管理”。1979年10月，這四個報告也匯集出版了，以鄧力群的文章題目為書名，叫《訪日歸來的思索》。最初的企業改革正是從改善企業管理開始的，然后才是體制上的變革。

1949年以后，政府派高級代表團出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始自1978年。這不免令人感慨。清朝末年，大清帝國多次組織高級官員出國考察，其中對清末改革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八大臣出訪。到了民國，無論北京政府還是南京政府，與西方國家的交流之頻繁和深入，遠非今日中國人所能想像。而中國人領受歐風美雨是從日本開始的。遺憾的是，中國近現代史最大的特點就是中斷，一次次中斷，一次次重來。

家中存有《訪日歸來的思索》，其中鄧力群所寫最生動出彩。這勾起我另一番感慨。三十年前，這些人一起出發，激情澎湃地向國人介紹國外的先進思想和做法；三十年間，他們走了不同的路，留下不同的足跡。歷史最讓人吃驚的是，這些長期受封閉經濟和計劃時代影響的人，終于開了風氣之先河。而受惠于他們的，則是享受改革開放之果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而這些人中，卻出現了一邊用MP4聽西方音樂、吃進口食品，一邊標榜 “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大罵“漢奸”、“賣國賊”的“憤青”。

最后，我想記下他們訪日時的年紀：袁寶華62歲，鄧力群63歲，馬洪58歲，孫尚清48歲，吳家駿46歲。

柳紅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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