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風云錄

“欲盡此情書尺素”是晏幾道的名句，魚雁傳書，在傳遞信息的同時，又將寫信人與受信人當時的“情”與“況”相當真實地“記錄在案”?！睹視c文壇風云》（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收錄未公開發表過的文壇名家書信四十余通，時間跨度從1948年到1982年，而這三十多年正是共和國文壇經歷狂風暴雨的年代。而且，每封信都有搜集者徐慶全的詳細監注箋釋，旁征博引，將寫信者與收信人的歷史、背景、有關事件的來龍去脈梳理得一清二楚。

1949年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在共和國成立的時刻，趙樹理給周揚的信、沈從文給表侄女張以瑛的信，生動反映了這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作家的心境。

趙樹理是 “解放區”的作家，是“黨和無產階級作家”的典型，他的作品被稱贊為“文學創作上的一個重要收獲；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作為勝利者和黨的干部，他知道自己即將成為文藝主管部門的官員。不過，他畢竟又是真正的作家，知道當官——盡管是文化官員——就不可能當真正的作家了，然而，他作為黨的忠誠干部又深知自己的責任，必須聽從黨的安排，無條件為新生的政權建設貢獻自己的一切。于是，他在給周揚的信中，坦陳了自己思想的矛盾、迷惑。最終，他還是選擇了當作家，而且是回到家鄉當專寫農村、農民的作家。

趙由于長期參加農村土改、整黨、建政等工作，對農村工作有非常深刻的認識，他在給周揚的這封信中提到，他曾給有關部門寫了長信反映農村情況，以總結教訓，并請有關部門將此信轉給周揚。他的這封信題為“農村問題一束”，首先就是“老區土地改革的一般規律與幾點教訓”。他認為，有三點規律：第一，雖然農村土改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但因分配組織與分配路線上有毛病，致使封建財產耗費而貧農未得普遍翻身”。那么，這些“封建財產”到哪里去了呢？他明確說道：“1.斗爭時吃喝了一部。2.干部積極分子偷竊或霸占了一部。3.有些駐地機關收拾了一部。4.其余在分配時，有的按問題分了，有的平均主義分了?！钡诙?，當各地發現貧農“沒有普遍翻了身或翻得不徹底，但未查出上項原因”，反而誤以為是土改不徹底，提出“填平補齊”。但實際情況是“殘存之封建財產已是少數”，離上面提出的填平補齊之數差很遠，于是“下級干部為了完成‘填平補齊’任務，把目標擴大到中農層”，所以又發生侵害中農之舉。第三，土改結束時，“又使多占果實者退出多得之數來補錯斗中農”。他提出有以下幾點教訓：“（1）斗爭初期，訴苦說理是群眾，而吃大鍋飯、非法多占則為少數干部和積極分子，開黨群關系干群關系惡化之端，直到土改結束時群眾這類意見還存在。（2）中貧農間造成不易消除之裂痕。（3）黨員干部積極分子討慣了便宜，視便宜為當然，退出多占果實便要埋怨上級?？客顺鲋麑嵮a被錯斗之中農，往往補不到最低生活水平，更與原有之生活水平相差太遠，因而這些人也埋怨上級?！彼€對農村互助組及今后的合作社各項政策提出了自己獨到的、非常細致的看法，確有遠見。因此，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也非偶然矣。

沈從文則是“國統區”的名作家，從1948年起，共產黨的作家和文藝理論家便集中火力對他猛烈批判，郭沫若批判他“一直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張以瑛的父親是被國民黨槍決的共產黨人，她本人也是中共地下黨員，在這對自己是“生存”還是“毀滅”的大變革前夜，沈從文只能向自己這位革命的表侄女求救，希望通過他向自己早年的朋友、現在是新政權當權者的丁玲尋求幫助，想與時任東北野戰軍后勤部政委、張以瑛父親的老戰友陳沂談談。他誠惶誠恐地寫道：“只要有機會，不問什么小事，我都要克服困難去做，以為多少總可以把剩余生命為人民做一點事。但目前在這里，除神經崩毀發瘋，什么都隔著?！彼囊蠓浅１拔ⅲ骸白屛以谝恍鹿ぷ鳝h境中不聲不響試試三年五載，會從工作學習中有改造表現?！弊罱K，他放棄了作家的筆，而選擇了當時非常冷僻的古代服裝研究。

1955年5月中下旬，對胡風的批判驟然升級，《人民日報》加嚴厲的編者按發表了舒蕪的文章和信后，胡風的罪名由“小集團”接連升格為“反黨集團”、“反革命集團”。5月30日，胡風的老友、曾經勸阻舒蕪公開信件的聶紺弩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主編，正在井崗山、瑞金訪問的旅途之中，忙給當時大權在握、具體處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周揚寫了封長信，無情地揭發了自己的多年好友胡風，將胡風的“底細”悉數端出……其揭發之細致、“用心”之深之細，確令人深感震撼：這是我們所知道的聶紺弩嗎？

不過，聶紺弩并未逃過大劫，所受迫害不斷升級，最終也被投入監獄。而且，他也被老友詳細揭發。許多人不解，他后來明明知道那位老友揭發自己，卻仍心無芥蒂與其來往，仍與其保持友誼，讀了此信，就可以理解了。聶被譽為“論武略可以為將，論文才可以為相，棄高官厚祿如敝屣”的奇才，連他都在壓力并不十分大的時候，如此揭發了幾十年的老友，因此他非常明白，平凡之人都有迫不得已之時、迫不得已之處。傳奇般的經歷使他對人性弱點的了解較常人更加深刻，因此他也更加豁達、更加寬容，更加洞明世事。但聶紺弩畢竟是聶紺弩，當他飽經磨難之后，自己還未完全“平反”，就甘冒風險為仍在獄中的胡風大鳴不平，為之奔走?；蛟S，是對當年自己“揭發”的一種救贖吧。

查處“胡風事件”的周揚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最初17年有 “文藝沙皇”之稱。但“文革”中他卻是受迫害最早也最深者之一，但“文革”剛結束時，在批判“四人幫”時的歷史慣性又把他連帶批判一番，真讓他有欲哭無淚之感。雖然仍是帶罪之身，但他畢竟看到了希望。他給黨中央寫了封長長的信，陳述自己的冤情和委曲。不久，周揚終于重新走上文藝界的領導崗位。他痛定思痛，從“文藝沙皇”變成思想解放的旗手。然而，在新舊交替的時刻，文壇格外敏感，因此風雨更多，這些，周揚都躲不過去。因此，好幾封信都是給他的，或是與他密切相關。如果不是看了陳荒煤給他的信，誰能想到他1978年9月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引起社會強烈共鳴的“阿詩瑪，你在哪里”的文章，卻引起了當時有關部門負責人的強烈不滿，他們擔心《阿詩瑪》會給青年人帶來副作用：“比方男主人公阿黑和阿詩瑪相愛時，有‘一天找你九十九遍’這樣的歌詞”。在強大壓力下，陳荒煤不得不寫信向思想開明的周揚尋求支持。陳的文章和周揚的支持，使“文革”前拍好就被禁的 《阿詩瑪》終于公開上映；人們終于在一家精神病院找到了已被迫害得精神失常、眼睛癡呆無神、充滿驚恐、說話時手腳不停顫抖的女演員楊麗坤。

這幾十封信，反映的其實不僅是“文壇風云”，而是那幾十年政治、社會的方方面面。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 · “燈塔”與“大橋”的命運 　|　 2009-10-28
• · 一位革命者的反思 　|　 2009-09-30
• · 森有禮的悲劇 　|　 2009-09-25
• · 從“變經濟”到“變制度”（下） 　|　 2009-08-25
• · 從“變經濟”到“變制度”（上） 　|　 2009-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