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中國的人士應該關掉音樂，聽一下中國總理溫家寶的講話了。
人們擔心轉基因作物的基因會“污染”其同種非轉基因作物，這種擔心有道理。
1977年一個早晨，當聽廣播說播送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時，我幾乎從凳子上彈起來。
晉商在長期的經商過程中建立了一套相當完善的企業制度，在十大商幫中只有晉商做到了這一點。
人類今天種植的作物，沒有一種是“自然”的，全都是人工改造過的。
“師夷長技以制夷”在中國近代化開篇的種種遭遇，也預示著中國近代化進程的艱難曲折。
我和吳曉波的分歧，不是別的，是對待歷史的態度的分歧。
有國退才有民間商人施展才華的機會，才有商業經濟的發展，才有商幫的形成。
不管誰控制國會和白宮，美國的政治體制日益變得笨重、運轉不暢。
進入市場經濟，久違的商幫稱號又一次流行起來。歷史上商幫的含義是什么。
現在他們不再甘心做一個傾聽者，一種進一步介入素材、客體的熱情悄然遞增。
瑞典植物學家林奈被公認為是現代生物分類學之父，發明了等級結構分類法。
我還記得當年讀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時的激動，但近來則為他到遺憾。
柳紅的文字非常麻辣。你可以不屑我的作品，但懷疑創作誠意，我必不能接受。
在1989年決定中國經濟方向的大論戰中，“吳市場”這個綽號不脛而走。
歷史人物的歷史定位本應是學術問題，但曹操的歷史定位卻為何有復雜的政治因素？
鑒于南亞政治的復雜性，打開伊斯蘭堡之門的鑰匙放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一代又一代，以“孔子”謀權謀利者從不乏人，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如果不得不與審判對象一道進入歷史，那么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更加能夠接受的方式？
在中國擁有話語權的人和他們本身應該具備和擔當的道德和歷史責任常常是失衡的。
“我們從哪里來？”這個問題雖稱千古之謎，但各民族都認為早就找到答案。
改革之門越窄，革命之門越寬，而改革之門緊閉之時，就是革命之門洞開之日。
用產能過剩來支持消費不足的判斷或者支持以擴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缺乏足夠依據。
除了非暴力之外，“主流價值”還有一個特色，就是開放性、流動性、包容性。
這場大論戰在某種意義上成就了吳敬璉和厲以寧，是他們領袖級人物的成名戰。
看似烏鴉體內的黑暗，原來來自他本人；“污點”，其實是不愿意正視的自身內部。
成千上萬的人在海地地震中死亡，人類自然忍不住要拷問原因，追究責任。
45.4億年，誤差1％，這個年齡漫長得超出人們的想象能力。
華北清軍和義和團奉旨與八國聯軍浴血奮戰生靈涂炭，東南卻與敵國簽約兩不侵犯。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風云跌蕩。1985年的論戰，仍讓人津津樂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