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文人夢

丁文江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的一個“異數”，不僅能“坐而論道”，更能“起而行之”。不過，這樣一位對中國現代科學制度化、在現代思想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學者，現在的人們卻對其了解無多。因此，厚厚7卷、400余萬字、搜羅了丁氏中英文科學、政治、哲學論述的《丁文江文集》的出版，為人們全面了解、分析丁文江的思想和經歷提供了可能，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1887年，丁文江（字在君）出生在江蘇泰興一戶鄉紳之家。4歲即入私塾，正式接受傳統教育。但一個偶然的機會卻使他“改弦易轍”，他于1901年年僅14歲便東渡日本，研修新學。一年半后，又赴英國留學，鉆研地質學和生物學。

1911年暮春，去國十年整的丁文江終于學成歸國，決心以科技興國。他不僅多次跋山涉水，探尋礦藏，而且在極困難的條件下創辦中國地質調查所，出任首任所長，是為中國科學制度化的嚆矢。他還努力統一科學譯名，培養中國第一批現代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為中國現代地質學的創立與發展奠定了基礎。由于出色的組織、行政能力，1934年他被蔡元培聘為中央研究院總干事。1936年元月5日，他在湖南譚家山煤礦考察時因煤氣中毒遽爾長逝。

丁文江篤信科學無所不能，不但適用于自然研究，而且能應用于人文研究。當張君勱1923年在清華大學作著名的 “人生觀”演講、以宋明理學雜糅柏格森、奧伊肯等西方現代生命哲學論說 “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時，必然引起丁文江的強烈反對。丁文江以馬赫、皮爾生等人的經驗論科學觀為武器，反駁張君勱的論點，成為“科玄大論戰”中“科學派”的主將。為了論證“科學的人生觀”，他把達爾文的進化論詮釋成一種“道德的”學說，以圖為“科學方法”介入道德領域提供依據。

由專業性質所決定，丁文江多次到茫?；囊斑M行地質考察，有時幾位助手同行，有時孤身一人，踏遍萬水千山。他曾攀登海拔四千多米的牯牛寨，兩次橫渡金沙江深谷，櫛風沐雨，蓽路藍縷，其中的艱難險阻，超出常人想象。

經年的四處奔波，使他對當時社會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敗，較一般知識分子有著更為真切的了解，因而具有更為濃烈的“憂患意識”。所以，當胡適發誓“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談政治”時，丁文江立即反駁說：“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睘楦脑煺?，他與胡適等人于1922年創辦了 《努力周報》，發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來從政。在《少數人的責任》一文中，他果決地聲明：“要認定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不要再上人家的當，說改良政治要從實業教育著手”，“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而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杜Α吠暑H為天真地幻想使軍閥從善，以為由“好人”組成政府便可政治清明。循此原則，《努力》核心中的三位成員于1922年9月入閣，分任總理、財政部總長和教育部總長，被戲稱為“好人內閣”。然而，無情的現實很快就粉碎了他們的一廂情愿，所謂“好人內閣”被軍閥玩弄于股掌之間，僅存在兩月便被迫解散?！杜χ軋蟆访懔S持到1923年10月也不得不宣告?？?。胡適在《一年半的回顧》中喟然長嘆：“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謂止了壁了?！?

然而丁文江卻依舊保持著“干政”的熱情，依然幻想“改造軍閥”。他對各路軍閥的籍貫、年齡、出身、天資高低、教育程度、生活習慣、彼此關系、部隊數量、訓練水平、武器配備等各種情況了如指掌，使同僚大為驚詫。他的一些軍事分析評論文章后來匯編成《民國軍事近紀》一書出版。他總認為，這些軍閥天資彼佳，只可惜因未受過現代教育而不能造福于社會。他有感于中國近代軍事教育的極端落后，一些軍官連軍事地圖都看不懂。他曾誠心向軍閥孫傳芳建議由自己來替孫創辦一所現代化的軍事學校。不料孫傳芳哈哈笑道：“丁先生，你是個大學問家，我很佩服。但是軍事教育，我還懂得一點?，F在還不敢請教你?！睅捉浕顒又?，丁文江于1926年5月被孫傳芳任命為新設立的“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似乎給了他一展平生抱負和發揮行政才能的機會。他立即開始實施雄心勃勃的“大上?！庇媱?，其中有兩點成就頗值得一書。一是把歷來沒有統一行政中心的南市、閘北、滬西、浦東、吳淞等區首次完全統一在新的行政機構之下，為后來“上海特別市”的建立打下基礎。另一則是通過長達四個月的談判交涉，收回會審公廨。但此時要打倒包括孫傳芳在內的北伐已經開始，期望有益于社會的丁文江在北伐軍占領上海前夕不得不辭去職務，但仍為北伐軍通輯，一度蟄居大連，后又重返學術園地。

對丁文江來說，這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他一次次力圖改造軍閥，企盼他們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結果被軍閥玩弄于股掌之間，而且因與軍閥合作而久久不為世諒，給他的一生蒙上一段難以消除的陰影。丁文江曾多次揶揄地說：“中國的問題要想解決非得書生與流氓配合起來不可?！闭Z雖尖刻，卻透露出一種深深的無奈與失望。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來，又與胡適等人創辦了《獨立評論》。然而歷經近十年的風雨坎坷后，他們心境已變，了無當年創辦《努力》時急欲實際從政的熱情與信心，僅希望“不倚傍任何黨派”以“獨立”的身份評論政治。丁文江在從事科學研究的同時，又對“天下事”廣發議論。在《假如我是張學良》一文中為張學良設計作戰方案，儼然一位軍事學家；在《假如我是蔣介石》一文中苦心勸蔣：“立刻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立刻謀軍事首領的合作”，“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在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等等。但這一切，仍是一廂情愿。

1933年春夏之際，丁文江去蘇聯旅行考察了50余天。蘇聯正在進行的工業化建設和人民的自我犧牲精神，使丁文江極為感奮。他在《獨立評論》上陸續發表了約20篇充滿贊美崇敬之情的 《蘇俄旅行記》，連續報道了蘇聯正不惜一切代價把一個落后的國家變成“世界第一個工業國”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他又捫心自問：“然則我何以不是共產黨的黨員？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徑，尤其不相信有什么 ‘歷史的論理’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環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樣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類的進步除去了長期繼續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徑?！?

他之所以不愿正視暴力沖突、革命，還是源于他的思想深處有種堅信可能用“科學方法”解決一切問題的理性主義。他總相信可以通過“說理”使惡人從善、使魔鬼變為天使，社會由此漸臻善境。但動蕩不已的社會現實卻一次次將他嘲弄，他也只能自嘲地對胡適感嘆：“我們這班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此中隱含著多少生逢亂世的近代文人令人心碎的無限感嘆與悲哀。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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