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研究》：沉重的轉型

《經濟研究》的特殊意義，既與它所在的經濟所的地位相關，也有其獨立的學術地位。這本1955年創刊、1966年?？?、1978年復刊的雜志，進入改革時代，經歷了鮮為人知的轉型過程，到1980年代中期，成為探索改革開放的學術平臺，領風氣之先。

在剛剛經歷了幾十年政治運動，各種勢力盤根錯節的老大單位里，一本雜志的地位有些尷尬：不是一線研究室，卻是風向標；權力不大，責任卻很大；既被 “輕視”，又是眾矢之的。和那個時代的雜志一樣，《經濟研究》編輯查校馬恩列斯毛語錄極其認真，連標點都不會錯。語錄用黑體字標出，作者大量引用，文字層層保護，論據多從黑體字里摘出。 “文革”前，于光遠曾稱贊《經濟研究》的引文 “絕對準確”。

老唐 （人們都這么叫），是1983年第7期-1989年第1期 《經濟研究》的常務副主編唐宗。社科院各所的雜志主編都掛所長名，實際負責人叫常務副主編。剛接手《經濟研究》，他就聽說，某位領導如果不把自己的文章放在頭條，就會說： “下期再發吧！”此時的老唐尚不知深淺，他的主意是，既然讓我干，就要按我的來，換個樣子。他自討 “苦”吃地悄悄搞起了刊物改革，說是為了促進理論研究轉軌和體制改革進程，現在想來，當時的他是多么的自不量力。

1983年秋，在編輯部通訊員會上，他聽到不少對 《經濟研究》的批評：有些文章讓人 “難讀、難懂、難受”； “有人名氣很大，文章空洞無物”； “理論要指導實踐，要有能‘開竅’的文章”。老唐沉住氣，一邊觀察，一邊找出路。 《經濟研究》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引領改革探索的中老年作者，如于光遠、馬洪、廖季立、董輔秖、吳敬璉、厲以寧、高尚全、方生、曾啟賢、烏家培、趙人偉、黃范章等。老唐也把目光投向了青年。1984年9月，編輯喬桐封參加完第一屆全國中青年經濟理論會，從莫干山回京，老唐就向她了解情況。這年，有78位作者頭一次在 《經濟研究》發文，和老作者的比例是41：59。如1984年第10期，發表了研究生蔡重直主張開放金融市場和樓繼偉、周小川探索價格體系改革的論文。這在《經濟研究》的歷史上是破天荒的。

經過一年多的調研，老唐拿出了一份匯報提綱： 《關于<經濟研究>編輯工作的幾個方針性問題》。它強調百家爭鳴， “要為不同觀點特別是一時還居于少數地位的觀點提供發表機會。提倡自由切實的討論，批評與反批評都要堅持平等態度、以理服人，反對強加于人”。提綱得到所分黨組和編委會認可，這就成為他實施刊物轉型的總綱了。既放手干，也準備承擔政治風險；大膽用稿，又不授人以柄。

進入1985年，誰都看到 《經濟研究》的突破和新局面。這一年，一共有40篇年輕作者的文章，占22%。比如王小強的 《把西藏經濟的 “輸血”機制轉變為 “造血”機制》，農村組的《國民經濟新成長階段和農村發展》，體改所的 《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等等。老唐想和青年交朋友，他讓喬桐封找些人來聊聊。那天來了十幾位，擠在小小的辦公室里海闊天空。編輯部一點財權都沒有，老唐拿自己的咖啡招待他們。發王小強文章前，老唐也請他來，聽他講西藏之行。那天王小強有些激動，一面是求賢若渴的老唐，一面是需要平臺的 “小強”。據傳， 《紅旗》雜志編輯部也察覺到“《經濟研究》變了”。所謂 “變”，不知是好還是不好，老唐沒問過。

老唐是上海人，1933年生，1957年從北大畢業和同班同學趙人偉一起分到經濟所進 《經濟研究》當編輯。1957年 “5·19”北大第一張大字報貼出來時，于光遠正在大飯廳上團課。當時傳說經濟系應屆畢業生分配不出去，大家發愁出路，挽留于光遠攀談到深夜。唐宗說： “別的都忘記了，只記得他反復講自己是革命的阿Q主義，不管遇到什么困難和挫折，都能找到可干的事?！?

我早有耳聞： “《經濟研究》只要唐宗看了，就沒錯字”。而他用的無非是苦功，累得不行，就躺在床上看校樣。為了開拓稿源，他使了個“笨辦法”，向全國征集經濟類應屆畢業研究生學位論文。整個編輯部像覓寶一樣，發現有價值的，就商請作者濃縮，在刊物上發表。從中，他們還編輯出版了1985、1986、1987年《經濟學博士碩士論文選》。

思想理論界風浪不斷，這時又冒出了個荒誕的 “馬丁事件”。是指1985年11月2日 《工人日報》上馬丁的文章 《當代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經過外國媒體報道再轉回國內，以訛傳訛，被說成是“高層次精神污染”、 “典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與此同時，1986年2月，世經所的秦柳方給胡喬木打報告，列舉報刊上的 “自由化”觀點，第一條就是 《經濟研究》1985年第11期發表的體改所的研究報告，并附文若干，其中有馬丁這篇。沒想到，胡喬木把材料呈送當時的國家領導人之后，領導人批示： “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敝率柜R丁事件沒有掀起大浪來。人們已經厭煩透了這類舉動，于光遠呼吁理論界點名批評，董輔秖建議 “中宣部對個別向中央領導謊報理論界 ‘軍情’，又不愿將不同意見寫成文章公開討論的人進行批評幫助”。

唐宗忍無可忍，決心回應。他字字琢磨，寫了篇尖銳長文，不想牽連編輯部和經濟所，以個人名義發表。他曾對個別編輯透露，自己預測的日后可能的政治風險無非兩種情況：“一是批判我，那我還有發言權，不怕”； “二是極而言之像 ‘文革’那樣，不分青紅皂白把你一棍子打下去再說，根本不讓你申辯。這樣 ‘文革’卷土重來，中國就完了，我個人還算得了什么呢？”

他在文章中寫道： “有個別同志，……在當前我國經濟研究領域發現了一片 ‘混亂現象’，失魂落魄似地打小報告，謊報軍情，主張對經濟理論界的 ‘自由化傾向’嚴加控制?！魏斡袕娏业纳鐣熑胃械慕洕碚摴ぷ髡叨疾荒懿魂P注這樣的同志究竟想把我們控制到哪里去?！?

“有人竟以為可以不必以理服人，而擺出一副權威的架勢，要在理論觀點上充當裁判，……該信所舉的 ‘自由化傾向’或 ‘混亂現象’，無非是說有人主張市場機制要在經濟系統運行中起重要作用，要建立資金市場和勞動市場，實行自主選擇職業和失業保險制度，改革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主張價格改革步伐可以更大一些，或者主張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何罪之有？據說這就犯了不堅持社會主義、不堅持計劃經濟的彌天大罪……”

針對告狀信中要對年輕人加強控制的言論，他說： “千萬不能有意無意地去挫傷他們理論研究的銳氣?！?

該文章在 《經濟研究》1986年第5期一刊出，一位學長托人帶來便條： “宗：我和這里一些同志讀了您的大作，十分贊賞，的確代表了您們刊物的水平，特表示祝賀?！币晃簧缈圃貉芯可和瑢W來信： “接連而至的馬丁事件和秦xx小報告，在我們青年學生中引起了一陣惶恐……難道經濟學界剛從徘徊中走出，又要再一次被禁錮？！真是萬幸，頂住了！……我和我的同學們謝謝您，謝謝《經濟研究》?！边€有一封來信稱該文“淋漓盡致”，碰巧這天，一位同事在樓梯上碰到老唐，脫口而出： “你的文章淋漓但尚未盡致”，他品出了該文留有余地的味道。

然而，老唐為此付出了代價。1987年分黨組生活會上，所長董輔秖把責任攬過去： “如果有什么責任，首先是所長負責?！崩咸萍恿?，他說： “我編 《經濟研究》沒別的企求，只是想把自己當成一塊磚，讓后來的年輕人能在這塊磚上平坦地走過去”， “我要當這么塊磚還不行嗎？”兩三年后，這筆賬又被翻出來當成整人的棍子。老唐一直耿耿于懷，竟沒人來跟他當面講這篇文章究竟 “錯”在哪里。他說，我提的問題其實很簡單明確，就是中國不改革有沒有出路？沒有。不探索能不能改革？不能。所以，反對探索，實質就是反對改革。

老唐特別欣賞發展所的 《農民、市場和制度創新——包產到戶八年后農村發展面臨的深層改革》一文，要發在1987年第1期上。已經排了清樣，又碰上敏感時刻，想保護刊物和作者發言權。老唐征求意見，是照發還是緩發？主要執筆人周其仁很有信心地說： “誰要批就得在同一層次上批，沒有調查的人沒法批?！蔽恼抡瞻l不誤。當有人驚訝地問到： “你們現在還敢發這樣的文章??？”老唐答： “我們有把握?！?

編輯部開過兩個會，一是1985年的經濟機制理論討論會，再是1988年的宏觀經濟基本理論討論會。它們標志著 《經濟研究》內容轉型的兩個階段：先是從理論脫離實際，轉到注重實際經濟過程及其機制研究；繼而，由注重對策研究上升到經濟學基本理論與方法研究。

董輔秖很高興，因為常聽到外界對 《經濟研究》的好評： “比別的刊物不是高一點，而是高一截”； “過去閱覽室里的 《經濟研究》布滿灰塵，現在大家搶著看，都揉爛了”。老唐這時反而給老董潑冷水： “《經濟研究》上去很難，下來很容易?！贝_實，他“如履薄冰”，既準備承擔政治風險，更怕落后于改革發展的需要。

端午節前聽老唐回顧這段歲月，他心懷感激于編輯部同仁的辛勤工作與合作以及對刊物轉型的貢獻。他是個追求完美、嚴謹到極致的人，一如夏天里白襯衫靠脖領的扣子還系得嚴嚴整整。瘦弱的身軀里洋溢著方剛血氣，思想仍然奔馳，電腦用得很棒。我的眼前老浮現起他時而深情、時而激憤的樣子，后悔忘記對他說：虧得你有 《經濟研究》，虧得 《經濟研究》有你。老唐這一生最有價值的事業是啟動了 《經濟研究》轉型。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順便一提， 《經濟研究》1985年定價0.45元，稿費18元/千字，1987年提高到20元/千字。印數約56000冊。

柳紅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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