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面”與“三刀”

掌牢賞罰之權

問：你說法家“兩面三刀”，真是這樣嗎？

答：哈哈！這個詞，和前面說過的“橫行霸道”一樣，也要打引號，而且也得拆開來講，即“兩面”與“三刀”。兩面，就是兩種手段；三刀，就是三大要素。它們都是用來保證君主集權的，合起來叫“兩面三刀”。

問：什么叫“兩面”？

答：就是獎與懲，賞與罰。這兩種手段，用今天的話說，一個是“大棒”，一個是“胡蘿卜”，說白了就是威脅與利誘，但甜頭、苦頭都有，所以我稱為“兩面”。

問：法家自己怎么說？

答：韓非稱為“二柄”。

問：為什么叫“二柄”？

答：柄，就是權力，也叫“權柄”。韓非認為，獎懲賞罰，都是權力，故曰“二柄”。

問：誰的權力？

答：君主的。而且韓非認為，做君主的，必須牢牢地掌握這兩個權力，死死地捏住這兩個權柄，一刻都不能放松，更不能下放。

問：下放了又怎么樣？

答：亡國。這可是有歷史教訓的?！俄n非子》一書的《二柄》篇，就舉了兩個方面的例子，一個是賞權下放的，一個是罰權下放的，兩個都是戰國時期的事。

問：賞權下放的是誰？

答：齊簡公。

問：行使賞權的又是誰？

答：田常。田常是齊簡公的國相，也是權臣。他弄權的辦法，是收買人心，施惠。比方說，放貸的時候用大斗，收租的時候用小斗，大斗出小斗進，老百姓都說他好。他又時不常地跑到齊簡公那里，為官員們評功擺好，請求賞賜，官員們也都說他好。結果是田常受到愛戴，簡公丟了腦袋。到田常的曾孫田和的時候，齊國就姓了田。這就是丟了賞權的下場。

問：丟了罰權呢？

答：一樣。

問：丟了罰權的是誰？

答：宋桓侯。

問：行使罰權的又是誰？

答：子罕。子罕是宋國的建設部長兼公安部長，官不算很大，野心卻不小。他對宋桓侯說，咱們治國的手段，不就是威脅利誘嗎？問題是大家都喜歡獎賞，憎惡懲罰，這可怎么辦呢？要不這么著──討好人的事，君上您去做；得罪人的事，臣下我去做，您看怎么樣？宋桓侯覺得有道理，就欣然同意。結果怎么樣呢？害怕懲罰的人都歸順了子罕，子罕只用一年功夫就把宋桓侯干掉了。

問：看來，賞罰二柄，確實不能下放。

答：對，一個都不能。韓非說，田常只用了賞，簡公就丟了命；子罕只用了罰，桓侯就亡了國。如果賞罰二柄都到了人臣手里，那還得了？

問：獎與懲，賞與罰，為什么就這么重要呢？

答：因為人君指揮控制人臣，就靠這兩下子（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韓非說，老虎稱霸山林，靠什么？靠爪牙。君主統治人民，靠什么？靠賞罰。

問：難道就不能靠別的，比方說，愛？

答：不能，那玩意不頂用。韓非說，儒家和墨家都說什么 “先王兼愛天下”。他們看待人民，就像父母看待子女。但是怎么樣呢？人民照樣犯罪，君王也照樣殺人。這就怪了。那些人不是也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愛嗎？為什么還要犯罪呢？可見愛不管用。其實，不要說什么子民，就連親生子女，做父母的也未必管得住。不信你看那些不成器的孩子，父母批評他不改正，鄉親譴責他不動心，老師教育他不變好，衙役拿著枷鎖一來，他就老實了。請問，真正管用的，究竟是 “仁愛”、“兼愛”呢，還是“二柄”？

問：看來，法家是認準了只有賞罰有用。

答：是的。所以韓非認為，君主不但必須牢牢地掌握這兩個權力，而且還得像廣東人對待中央政策那樣，用好、用活、用夠、用足。

問：怎樣用好、用活、用夠、用足？

答：賞要賞得他感恩戴德，沒齒不忘；罰要罰得他傾家蕩產，魂飛魄散。用韓非的話說，就叫“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就是豐厚；信，就是誠信；重，就是嚴酷，必，就是堅決。也就是說，賞，就要高官厚祿，說話算數，“曖乎如時雨”；罰，就要心狠手辣，從重從快，“畏乎如雷霆”?？傊?，無論賞還是罰，文章都要做足，工作都要到位。所以，除了要有“兩面”，還得要有“三刀”。

問：哪“三刀”？

答：勢、術、法。

君主集權，平治天下，首先得有權勢

問：什么叫“勢、術、法”？

答：勢，就是由權力和地位形成的統治力量，即“威力”或“權勢”。術，就是統治人民和控制下屬的政治手段，即“謀略”或“權術”。法，就是政策法令、規章制度，即“法規”或“權能”。這是保證君主能夠行使賞罰、實現集權的三大要素，所以叫“三刀”。

問：賞與罰是“兩面”，勢、術、法是“三刀”？

答：對！

問：哪把刀最重要？

答：歷史上也有不同看法。第一派認為，權力威勢最重要。統治者有權勢，老百姓就害怕。哪怕君主再笨，也能管住聰明人。這個就叫做“勢派”，他們的主張就叫“勢治”。

問：“勢派”和“勢治”的代表人物是誰？

答：慎到，他是趙國人。

問：第二派呢？

答：第二派認為，權術謀略最重要。君王有謀略，臣下就老實；君王有權術，臣下就畏懼，誰都不敢耍心眼、?；^。這個就叫做“術派”，他們的主張就叫“術治”。

問：“術派”和“術治”的代表人物是誰？

答：申不害，他是鄭國人。

問：第三派呢？

答：第三派認為，政策法令和規章制度最重要。國家有制度，民眾就規矩；做事有規章，秩序就穩定。這個就叫做“法派”，他們的主張就叫“法治”。

問：“法派”和“法治”的代表人物是誰？

答：商鞅，他是衛國人。

問：三個人的先后呢？

答：幾乎同時，都是戰國早中期人。慎到（約前395－約前315）比商鞅（約前390－前338）大五歲，商鞅又比申不害（約前385－前337）大五歲。

問：這么說，勢治、術治、法治，這三種主張，是差不多同時提出的？

答：是。這也說明，勢、術、法，都有道理，也都管用。所以，到了戰國末年，韓非就把它們統一起來，形成了完整的法家主張。韓非認為，一個君王，首先得有“權勢”，然后還要有“謀略”和“法規”?！俄n非子·難勢》引用慎到的話說，飛龍和騰蛇為什么高高在上？就因為它們騰云駕霧。一旦云開霧散，掉到地上，跟蚯蚓、螞蟻也沒什么兩樣。同樣，人君為什么一呼百應、令行禁止？就因為他們有權有勢。沒了威力權勢，誰聽他的呀？

問：照這意思，君主的權威，完全來自他的地位，與什么德呀才的，都不相干？

答：對！這就叫“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

問：不對吧？權勢就那么重要嗎？德才就那么沒用嗎？飛龍和騰蛇為什么能夠騰云駕霧？蚯蚓和螞蟻為什么就不能？這里面難道沒有自身素質的原因嗎？

答：你問得很有道理，但韓非他們卻更有道理。沒錯，蚯蚓、螞蟻是不可能騰云駕霧，但不等于無德無才的人做不了君主。要知道，當時的君主可是世襲的。世襲的君主當中，怎么就一定沒有“蚯蚓”和“螞蟻”，怎么就一定德才兼備，至圣至明呢？

問：這倒也是。

答：其實不要說世襲的君主，就連民選的領導人，也不一定靠得住。比如臺灣的阿扁，能說是“德才兼備”嗎？然而一旦大權在握，還不是“呼風喚雨”？可見自然界的“勢”，云也好霧也罷，確實沒法讓蚯蚓、螞蟻青云直上；人世間的“勢”，卻還真能把人中之“蚯蚓”變成“龍蛇”。再差勁的人，只要坐在那位置上，也都人五人六，說一不二。

問：那么，君主或者領導人的品德和才能，難道是可以無所謂的？

答：不是“無所謂”，而是“靠不住”。請問，韓非講“兩面三刀”，目的是什么？君主集權。條件又是什么？君主世襲。在世襲的前提下實現集權，君主德才兼備固然好，萬一不能呢？按照儒家和墨家的觀點，那就搞不成了，因為他們都寄希望于君主的個人品質。法家卻是不能搞不成的，因此他們更寄希望于君主的權力威勢。

問：法家比儒家和墨家更現實？

答：也更深刻，因為他們不再把君主看作飛龍和騰蛇。

問：看作蚯蚓和螞蟻嗎？

答：倒也沒有。準確地說，是既不看作飛龍和騰蛇，也不看作蚯蚓和螞蟻，而是看作介乎二者之間的普通人?；蛘哂庙n非的話說，就是既不看作堯、舜，也不看作桀、紂。堯、舜也好，桀、紂也好，都是百年不遇的；而絕大多數世襲的君主，是既沒有堯、舜那么好，也沒有桀、紂那么壞，也就平平常常一個普通人。這樣的人，要治國平天下，靠什么？靠德才嗎？他們沒那么多，甚至根本就不夠。那又怎么辦？很清楚，只能靠權勢。

問：有了權勢，就一定能治理好國家嗎？

答：韓非從來就沒說過這句話。但那玩意管用，則是肯定的。所以，君主集權，平治天下，首先得有權勢，但又不能只有“勢”，還得有“術”和“法”。

明用法，暗用術，兩手都要硬

問：為什么還得有“術”和“法”呢？

答：就因為權勢只能保證君主行使權力，并不能保證天下太平。想當年，桀、紂的權勢，與堯、舜沒什么不同。結果桀、紂弄得天下大亂，堯、舜卻實現了天下大治?？梢姽苡貌还苡檬且换厥?，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所以光有“勢”，是不行的，也是不夠的。

問：但是，術與法，非得都有嗎？只有“術”，或者只有“法”，不行嗎？

答：不行。因為術與法，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對象，還各有各的特征，一個都不能少。在《定法》篇，韓非曾經設問，申不害重術，公孫鞅（商鞅）重法，他們兩個的主張，究竟哪個更要緊？回答是：十天十夜不吃飯，死；數九寒天不穿衣，也是死。你說哪個更重要？

問：術與法，就像衣服與飲食？

答：對，相互不能置換，也不能替代。

問：那么，術與法，又有什么不同？

答：術是對付官員的，法是對付民眾的。在《定法》篇，在《難三》篇，韓非都講得很清楚。韓非說，術 （權術謀略），必須掌握在君主手中（人主之所執），用來整合千頭萬緒的事務（偶眾端），駕馭各懷鬼胎的群臣（御群臣）。法（政策法規），則應該“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

問：這話什么意思？

答：著，就是制定；必，就是標桿；慎法，就是謹守法令；奸令，就是觸犯禁令。

問：明白了。原來法家之所謂“法”，就是由官方制定的標桿。這個標桿，是用來決定獎懲賞罰的。是不是這樣？

答：正是。獎懲賞罰，就是前面說過的“二柄”嘛！

問：說了半天，還是“兩面”？

答：是的。但如果只有“兩面”，沒有“三刀”，就不是法家了。實際上，獎懲賞罰，歷來就是君主的統治手段。那么，法家的特殊之處又在哪里呢？就在于他們強調，獎也好，懲也好，賞也好，罰也好，都要有規矩，不能由著性子來。這個規矩，就是“法”。

問：依法行賞，依法行罰？

答：不錯。賞，只能獎賞謹守法令的人，這就叫“賞存乎慎法”。罰，也只能懲罰觸犯禁令的人，這就叫“罰加乎奸令”。而且，獎懲賞罰，不但要到位，還得合法。之前怎么定的規矩，就怎么做。這用韓非的話說，就叫“以法治國”。

問：治老百姓吧？

答：主要是治老百姓。因為在法家看來，該守法又可能會犯法的，就是人民。因此，法家之法這根標桿，雖然由官方制定，卻必須牢牢立在百姓心中。立在那里干什么呢？讓他們知道好歹，知道厲害。這就叫“刑罰必于民心”。而且，在韓非看來，統治人民，沒有比這更好的手段，這就叫“一民之軌，莫如法”。

問：那么，對付官員，為什么不能也用“法”呢？對付官員的手段，不也是獎懲賞罰這“二柄”，不也該照規矩辦事嗎？為什么還要有“術”呢？

答：對付官員，當然也可以用“法”，而且應該用“法”，這個沒有問題。問題是官員的身份特殊。我們知道，老百姓是純粹的“民”，手上沒有“公權力”，一個“法”就足以對付。官員手上卻是有權的。這就麻煩了。比方說，他以權謀私怎么辦？犯上作亂又怎么辦？這就要有辦法暗中防范，暗中對付。韓非教給君主的辦法，就是“術”，即權術謀略。

問：就是說，用權術和謀略來私下里對付官員？

答：當然。這一套，絕不能公開。所以韓非說，術，是必須“藏之于胸中”的。而且，還必須藏得嚴嚴實實，這樣才能“潛御群臣”。潛御，就是暗中駕馭。一個“潛”字，道破了所有的天機。

問：法呢？

答：正好相反，必須公開。因為“法”是對付大多數人的，“術”則是對付極少數人的。所以，法，越公開越好，要讓人民群眾無論貴賤賢愚都知道；術，越秘密越靈，就連最親近最寵信的人也不能得知。這就叫“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現）”。

問：一明一暗？

答：是。刑罰是公開的明控制，權謀是私下的暗控制。

問：明用法，暗用術？

答：對，而且兩手都要硬。韓非說，君主無術，就受制于人；民眾無法，就犯上作亂。這就叫“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

問：看來，術與法，無非是統治的兩手嘛！

答：是??！所以韓非說，術與法“皆帝王之具也”。不過，君主能夠用術用法，還因為他有權有勢。所以，勢的作用也不可小看。勢立威，術馭臣，法制民，它們都是人君手中的“刀”，故曰“三刀”。

問：什么“刀”？

答：既是指揮刀，也是殺人的刀，韓非稱之為“殺生之柄”，即生殺予奪之權。

問：我看是三個臭雞蛋。

答：不過，那“雞蛋”里面，恐怕也有“骨頭”。

（下期內容：雞蛋里面也有骨頭。作者新書《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1月版）

易中天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yi-zhongti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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