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暴力抗爭外，普通民眾很難改變地方政府制定的補償標準，這或許是拆遷慘劇經常發生的原因所在。
上調上網電價將發電企業虧損壓力轉嫁到電網企業，上調銷售電價則是將電網企業的壓力通過銷售電價傳導向工商業企業。
葡萄牙絕不會是歐洲最后一個出現債務危機的國家，其背后有著深刻的葡萄牙國家公共財政的社會、經濟成因、隱憂。
某種程度上，相當大的一群人都在享受著的經濟增長，其背后都有拆遷的影子。
不提高債務上限對美國是場災難，而提高債務上限就是把災難留給未來。
在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速放緩之間，前者更為重要，所以，未來一段日子，中國的決策層會進一步實行“從緊貨幣政策”。
財稅部門3000元的扣除額被認為已是最大限度的調整，占比12%的職工納稅人口是其希望保住的最后基數。
無論有多少問題，大規模的保障房建設運動無疑將進行下去，而且將貫穿整個“十二五”，這是一項政治任務。
很多人擔心，如果富裕地區定得高，貧困地區定得低，不但起不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反而會進一步加大不同地區，特別是東西部地區之間個人稅后收入的差距。
此次個稅法調整應該說是個稅法自1994年以來調整最大的一次，既然如此，為什么不能在廣泛征求民意的基礎上再次進行立法聽證呢？
這些年，政府部門有沒有真的培養起納稅人意識，有沒有真的尊重納稅人的權利？
個稅征收原則是“高收入者多納稅，低收入者不納稅”。因此，把低收入者算在內并不妥當。
我們應該看到“電荒”襲來的后果，上網電價的調整只是開始，電價的傳導最終以提高銷售電價結束。
保障房將來如何管理、如何使用，到目前沒有合適的全國性法規可遵循，這可能是保障房建設領域中最大的問題。
任何改革都是有難度的，不然就不能稱之為改革。破除征管約束、逐步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的關鍵在于決心和魄力。
中國納稅人的負擔，根本不是世界中間水平，而是美國人的三倍，這絕對世界第一，任何西方國家都無法比。
這次個稅的調整，起征點提高、級距的調整和稅率的取消合計減稅1200億。
企業不知道，究竟什么樣的行為才算是串通、壟斷和跟風，但企業明白，這個標尺掌握在國家發改委手中。
對地方政府而言，一個投機取巧湊保障房建設任務數字的方法產生了，給這批數額龐大的屬性不明房安上保障房的帽子。
用于支持保障房建設的資金也就1000億元左右，地方政府的資金缺口尚有2000多個億。
中國貿易收支將逐步告別“高順差”時代，向“平衡”狀態過渡，中國內外經濟將更加均衡。
對于介入保障房建設的開發商而言，即便地方政府能保證支出，具體經營管理的諸多環節也對盈利有著極大影響。
房價控制目標是一個虛頭八腦的東西，在整個房地產調控中，或許屬于最沒有實質意義的一條政策。
表態希望投資保障房建設的保險公司多愿意以債券方式進入，要求地方政府擔保，不愿直接涉入經營管理。
投資渠道問題依舊是道障礙，商業銀行貸款多集中對經濟適用房及兩限房方面，對公租及廉租房尚存疑慮。
2月份外貿數據的“假摔”與“用工荒”可能并無直接關聯，出現逆差也是非趨勢性的。
國企八年獲補貼逾6萬億元，凈資產收益率為負數？國資網編輯組給出了回應。
政府發布值得信服的宏觀稅負數據很難，如果中國政府收支足夠公開，老百姓坐在家里就可以計算出來了。
GDP不應是最重要的考核目標，而應為謀劃百姓福祉的工具，否則有了GDP，幸福仍是浮云。
對于國家，對于中國經濟，我們有理由保持足夠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