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宋堯/文 發生在江西撫州的悲劇再次將尖銳的拆遷矛盾暴露在前臺。由于許多地方政府、地方官員在拆遷過程中的霸道、蠻不講理，乃至不合法的程序，最終導致了類似于這樣的悲劇一次又一次地出現。

無疑，除了比例比較少的那些“說什么也不搬”的人群，絕大多數拆遷中的矛盾還是集中在拆遷補償方面。但現在的問題則是，制訂補償標準的權限，則牢牢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而除了暴力抗爭外，普通民眾很難改變地方政府制定的補償標準，這或許是拆遷慘劇經常發生的原因之所在。

按照當前的土地管理制度，土地按屬性劃分為兩種，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而不同屬性的土地補償標準也不同。其中在對集體土地征收時，也分兩個步驟，對土地的征收以及對房屋的征收。對應的補償分別為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

按照現行《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對農村土地的征收，其補償標準由省級政府制定，而需要參照的，則是征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這個征收耕地的標準有多高呢？按照《土地管理法》規定，安置補助費一般為該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最高不得超過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十五倍。

在法律上來說，對集體土地征收的補償，基本上由省級政府說的算，唯一對地方政府行成制約的法規，則是新近國土資源部下發的《關于切實做好征地拆遷管理工作的緊急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的若干規定。要求的“補償方案需征求群眾意見情況，房屋征收評估情況和補償標準確定、執行情況等”。以及“被拆遷農戶所得的拆遷補償以及政府補貼等補償總和，應能保障其選購合理居住水平的房屋?！?/P>

但老實上，上述對地方政府的限制是如此的含糊。試問下，如果群眾不同意政府提出的補償方案該怎么辦呢？所謂“合理居住水平的房屋”，又該如此去定義呢？無論是哪個法規或者通知里，都得不到解決辦法，只是在《通知》中提出要“要認真反復做好政策宣傳解釋和群眾思想疏導工作，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P>

不過正如本評論上篇中所提到的，在地方GDP增長的壓力下，沒有幾個地方政府是有耐心或者時間去“認真反復做思想疏導工作”的。要反復疏導多久呢？如果需要耗上五年怎么辦？一個地方首腦的任期才多久？

最后的結果就兩個：要么痛快地多給點錢打發釘子戶；要么就拿不出錢，或者不愿拿錢出來，于是各類暴力拆遷就出現了，一幕幕的悲劇就此播下了種子。

的確，在地方政府對補償標準幾乎擁有決定性的制定權力時，普通民眾獲得相對較高的補償幾乎是一個夢想。但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對土地的饑渴，對GDP增長的非常急迫的要求也同樣是其最大的弱點，一切為發展讓路，這個發展，一定要發生在領導任期內。

如果遇到的是一個足夠富裕的政府，那對抗政府并從中獲利的可能就在其中，當一個拖后腿的釘子戶，不少膽大者便選擇了這條道路。畢竟，時間越長，地方政府越著急，如果碰到一個相對文明，而且也能拿出錢的地方政府，到最后除了拿出巨額補償金，沒有別的辦法。

在北京、上海等等一線城市，大量的“拆遷富翁”因此而誕生在市郊，與那些偏遠地區因抗拒拆遷而喪生的人行成了鮮明的對比。類似的選擇，有人收獲的是巨額財富，有人付出的是用不可挽回的生命。

盡管2011年1月1日起，《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已經實施，但城市的拆遷矛盾隱患依舊在。其中對拆遷補償標準的規定只有這么一句話，“不得低于房屋征收決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P>

這樣的一個標準，或許不至于逼一些拆遷戶走上絕路，但同樣也很難讓拆遷戶滿意。這樣的規定潛臺詞則是，“土地國有，無償回收，只對房屋做出補償?！?/P>

比如一個居住在四合院破平房的居民，假如單論那小平房的話，價值又能有多少？他們最值錢的財產根本不是那套平房，而是腳下的那片土地，又有誰能服從這樣的征收決定呢？

最后的拆遷之路，則也經常出現那些發生在集體土地上的故事——當釘子戶，幸運的話磨贏政府，獲得巨額賠償。不幸的話，只能以生命捍衛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