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局由洋務派官員解開，但頑固派卻得到了一種 “道義上的力量”，使洋務派在輿論上反成為國家、王朝的罪人。
市場經濟是要講規則的，要講究制定規則的程序和修改規則的程序。對規則的尊重既是博弈順利進行的前提，也是社會公正的要求。
我認為，阜陽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恐怕不是一些臨時性的措施能夠解決的，而是需要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
假如要嘗試暫時開放人民幣匯率浮動，那么2008年上半年應該是最佳時機。
也許，粉飾現實本即政治的本性，但今年的政治競選尤為出格，好似要遁逃到縹緲鄉里，而不是對迫近美國的嚴重問題做現實的探究。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的改朝換代便意味著財富積累的推倒重來，惟有那些善于左右逢源者才能夠僥幸留存。
愛國卻不盲目排外，愛國卻不閉關自守，充滿愛國激情卻又富于深沉的理性思考。這筆至為難得的思想遺產，后人確應永遠珍視，萬勿遺忘。
對要素的所有者的身份不能進行制度性或政策性的歧視，不然就會阻礙某些要素的自由流動，結果一定是收入分配的持續惡化。
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這兩句話不矛盾?？傊?，中國的整個對外開放政策也是一個試驗，從世界的角度講，也是一個大試驗。
在中東最大的兩場沖突上，布什政府很快將走到一個緊急關頭：一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僵局，二是爭取伊拉克穩定的斗爭。
我們已見慣了科學家之間為此勾心斗角，而像達爾文和華萊士這樣互相謙讓的，卻是罕見的例外。
梁啟超實際提出了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階段的社會能否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卻一直到“改革開放”后，才成為引起爭論的“熱點問題”。
雖然說“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巴斯德語），但是如果讓民族主義干擾了科學研究，就很容易將國界加之于科學之上，從而使一國的科學研究被排斥于國際科學界之外，反而妨礙了...
終其一生，盛宣懷所開拓的實務，都是一個現代商業國家的基礎性產業，每一項俱事關國計民生，稍有不慎，都可能動搖國本。更為驚心的是，他身處一個財盡民貧、國家飽受侵略屈辱的亂世，...
有了土地所有權，農民自古以來擁有的融資權利又可恢復，通過抵押土地或房產獲得資金，擴大生產，增加收入。萬一失去土地，除繼續有做長工和佃農的機會，也有機會通過自身或后代的努力...
“新洋務戰略”的戰略思維之一是“鏈條對鏈條的競爭”，此次中國鋁業收購力拓的行動成為一個典型案例。
分權在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是不容易懷疑的。如果用地方政府支出的相對比重來衡量，中國甚至算得上當今世界上最分權的國家了。
如果說這是一起由于利益糾紛造成的“罷飛”事件，無論是航空公司還是飛行員，為此要付出的代價都會是巨大的，最終的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
“托古改制”宣揚改革的中國傳統話語，而更多地以西學詞匯、觀念作為自己理論的基礎。
簡單來說，創新就是以優于競爭對手的方式來提供價值。創新需要新的理念，而新的理念來源于創造力。這也就是為何每個國家都希望變得更為創新。
中國傳統社會的哲學是 “槍打出頭鳥”，“不患寡而患不均”，以中庸為至善，以迎合多數為美德，歧視和壓抑作為少數的先行者，于是保守、落后和愚昧伴隨了我們兩千多年。
如果中國在不能消化自身的剩余勞動之前便要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全面升級，那么，通過充分就業實現繁榮分享的目標就會流于空談。
物價的上漲與美聯儲的舉動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爆炸性的事態。這可能導致一種通貨膨脹的發生。這將誘發恐慌性購買與囤積，并爆發大規模的政治抗議。
政治體制是治理國家的基本制度，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狀況發生根本性變化時，政治體制也要相應改革，不然就會制約和延緩經濟社會的發展。
民主黨總統提名肉搏戰的下一回合將于4月22日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銹帶”上演，比如就在阿倫敦這座利哈伊河畔的制造業老城。
盛懷宣臨終前說，此生有三個遺憾，一是沒有考上進士，二是沒有當過縣官，三是沒有出過國。此三條，頂多最后一條與商業稍稍搭上一點邊。
今年的兩會恐怕是一次在會后最值得議論的兩會。這次會議本身出現的一些原來沒有過的新現象，成為人們繼續議論和關注的話題。
1949年底，胡適參加了創辦《自由中國》，并任發行人。隨后，該雜志發表了一系列嚴厲批評國民黨專制的文章。
在經濟研究中，中國太大了以至于不能把中國僅僅當作同一個經濟體來處理。
存取款、放貸款這種金融業本質上是主客雙方彼此的信用。唯其如此，金融業又給不講信用的商家提供了“賺大錢”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