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土地制度使現代化成本大大增加

美國康州三一學院經濟系教授james.wen@trincol.edu

我的前兩篇專欄文章所著重討論的是，現行土地制度下發生的城市化十分不利于民工進城定居，所以在中國仍有大量剩余勞動的情況下,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可能會過早消亡。如果中國在不能消化自身的剩余勞動之前便要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全面升級，那么，通過充分就業實現繁榮分享的目標就會流于空談。

東北財大的劉發躍和一位叫Schwalbe的讀者來信說，戶籍制度可能是限制民工定居城市的更主要原因。我完全贊成對戶口制度做根本的改革，目的不僅是加快農民進城，也是賦予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一樣的人身自由和經濟、政治權利。在土地制度和戶口制度之間，何者對民工定居更主要的問題，思考再三，我覺得還是土地制度更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在目前允許農民自由外出打工的條件下，有不少例子顯示，盡管沒有正式城市戶口，但是一些民工依靠自身的體力、智力和克服困難、藐視歧視的堅強意志，終于在城市中排除萬難，實現事實上的定居。正如周其仁教授所說，作為來自農村的民工，從來就只相信自己的雙手和勞動，沒有依靠國家的習慣。他們進城定居自然并不以獲得社會保障、醫療保障、住房補貼等為前提；第二，我所熟悉的美國紐約地區存在很多非法移民，他們享受不到美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的許多權利。按照移民法，他們甚至沒有資格打工，因而常常要逃避警察的訊問和搜查。但是，他們以勤勞、肯學、服從指揮、工資低廉為號召，總能找到雇主，進而定居下來。紐約很多來自中國福建、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便是循著這條坎坷的道路實現自己的美國夢的。

所以，在土地私有的情況下，即使在紐約這樣寸土寸金之地，不受國家壟斷的房屋市場總能對各種需求作出反應。非法移民自然不會奢望第五大道的豪華公寓、長島的花園洋房，也許一開始只能在貧民窟擁擠的地下室里找到一席之地，甚至投宿于像香港那樣按鐘點計算的床位。但是大部分非法移民通過自己的誠實努力，總能告別這種窘迫的狀況，并將這種簡陋、但給人希望的居住條件留給不斷涌入的新移民。如果拆毀所有這種居所，紐約的活力也就消失了。

其實，現行土地制度的弊端還涉及到農業的內在活力、新農村建設的民間主動性、匯率調整的空間及其影響、貿易摩擦的化解、資本市場和農村金融的正常發育、城鄉二元結構的破除和城鄉收入差的縮小等重大問題。對以上問題我都會陸續陳述自己的想法。使我感動的是，很多讀者，例如北大光華的章錚教授，上海大學的范劍文，浙江大學的高琛，成都的許冰潔等，或者再次傳來論文，或者分享他們的看法，或者提出令人深思的問題，本想盡早討論這些問題，但限于時間和精力，我無法一一作答，希望他們原諒，并希望他們繼續關注本專欄，因為我會盡力分期分批回答他們的問題。

使人鼓舞的是，來信的讀者中，都表示了對現行土地制度弊端的種種不滿。然而對改革這一制度，有些讀者顯然有這樣那樣的顧慮。所以，有必要拓寬我們的視野，看看現行土地制度究竟能否適應市場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要求。

內生增長理論給出的最重要啟示是，依靠常規投入取得的增長潛力會很快窮盡，通過不斷的技術和制度創新所取得的增長潛力則持久而綿亙。對資源匱乏的中國來說，這一啟示格外重要。如果中國已經在現行土地制度之下全面實現了現代化，改不改這種制度自然關系不大?？墒?，目前中國大部分民眾和地區尚未達到小康，要實現全方位、共享型的現代化，自然要尋找降低現代化成本的途徑。經濟學家不能推卸的重大責任，便是指出何為成本極小化的道路，并堅持不懈地予以引導，防止社會像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那樣走進歧路。

迄今為止，創造物質財富最有效率的經濟制度只有市場經濟體制。上海財大的田國強在討論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時對此有很好的論述。這個結論不但基于各國實踐的結果，也基于中國自己的正反經驗。自1949-1978年對計劃經濟的一再失敗的激進試驗，以及最近30年市場導向的改革開放取得的輝煌成就，無不在證明上述結論的正確。既然中國惟有采用市場經濟制度才能提高效率，降低現代化成本，那么，中國就只有繼續改革所有不符合市場經濟內在要求、束縛市場經濟正常發育和成長的各種過時的經濟社會制度。這是付出饑餓、匱乏乃至犧牲生命的代價換來的沉痛教訓。

現行土地制度并非出于深思熟慮后的精心設計，它本來只是臨時用來替代公社解散后的制度真空的，是在倉促之間，折衷多方利益之后形成的一種權宜之計。不可否認，1980年代初，經濟改革尚未全面展開，計劃經濟尚未觸動的情況下，這種臨時性的、建立于城鄉隔離之上的土地制度由于沖破了公社的大鍋飯，尚能滿足農民對土地使用權的渴望，對農業的突猛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墒?，在中國的市場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深入發展，要求所有生產要素高度流動的今天，這種非市場導向的土地制度正在制度性地阻礙對繁榮的分享，使弱勢群體的相對處境進一步下降，使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使城市化走上歧路，使內需難以提升，使貿易摩擦因對出口的日益依賴而上升?？梢哉f，現行土地制度與市場經濟內在要求的沖突已經暴露無遺?？墒?，由于種種原因，現行土地制度成為了中國經濟制度中不能觸碰的禁區，每一步微小的改革都會遇到極大的阻力。

問題是，如果允許現行土地制度長期化，那么這種非市場化的土地制度不但會扭曲農村和農業的一系列制度，而且會扭曲城市和所有非農業部門的一系列制度，中國就無法形成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在這種扭曲的經濟體制下實現全面現代化，其成本就一定會顯著高于實行市場制度的國家，效果也一定會更差。這是無法抗衡的經濟規律。土地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其他制度和機制經過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反復磨合、演進，已經和市場經濟各個部分高度相洽。這也是為什么在所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無不允許土地私有并順利解決三農問題和城市化的原因之所在。

一些讀者來信，表示擔心土地私有下的土地兼并會使農民失去最后的屏障，乃至社會動亂。目前的土地制度則使民工隨時可以回家種地。對這種善良的擔心，我的回答是，土地私有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所以土地兼并在中國起碼存在兩千年。中國主要朝代的平均壽命是300年，即使假設每個朝代都是由無地農民的造反推翻，也只能證明幾乎全體人口都必須在農業中謀生，因而對土地的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土地兼并的速度仍然很慢，要兩三百年的時間才會積累足夠多的無地農民，其中又有足夠多的人決定放棄長工和佃農的機會，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其實，據清華大學秦暉教授的研究，中國朝代的更替大多不是由于無地農民的起義，而是由于天災人禍，官逼民反，或內政昏庸，導致外族入侵所致。我很同意他的結論。例如短命的秦朝顯然不是由于土地兼并，而是暴政所致；長命的宋朝和明朝雖然理論上為土地兼并的累計效應提供了足夠的時間，但其滅亡顯然和異族入侵有關；清朝因辛亥起義而亡，可是辛亥革命并非農民起義，而是西風東侵的產物。

何況今日的中國，工商業迅猛發展，城市化方興未艾，又正逢全球化的良機，可以通過輸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方式，向外輸出剩余勞動。這是傳統農業社會從來沒有過的機會。所以，更沒有理由擔心土地兼并的負面效應，而應歡迎土地兼并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得以保持比較優勢的正面影響。土地兼并下的無地農民除了會義無反顧地進城打工外，也可以選擇留下做長工和佃農。中國歷史上主要朝代在工商并不如今天發達的條件下可以維持幾百年的原因，也在于存在長工和佃農的大量機會，為無地農民提供了一條出路。在當代條件下，無地農民也可以做同樣的選擇。

從徽州文書中的大量地契來看，在土地私有制下，不但佃農對土地的使用權有書面契約的保障，而且演生出由土地的所有權引伸出來的各種產權的精微交易，甚至通過族田的累積進而提供諸如教育、水利、養老等農村的公共產品。離開中國土地私有制的高度發展，著名產權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要寫出他的租佃理論這樣的傳世之作，怕會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難?；罩菸臅械牡仄醣砻?，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只要勤勞、節儉、敏于鉆研農業技術、善于捕捉市場機會，一樣可以置產置業，成為有地階層。反之，那些擁有較多土地的家族，如果好吃懶做，不懂理財，一兩代之后土地就會從他們的手中流走。

如果能夠建立不靠世襲，不靠政治壟斷，人人有相同的幾率在公平競爭的土地市場上獲得土地，人人也有相同的幾率在這樣的土地市場上失去土地，這樣一種能夠更有效使用中國最稀缺資源的制度安排，有什么不好呢？資本市場和勞動市場可以如此做，為何土地市場就不能如此呢？特別是在中國一再表示要沿著市場經濟的道路前進的時候，為什么要允許違反市場規律的現行土地制度的長期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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