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無論是出于策略考慮，還是由知識結構決定，總之，康有為是以“托古改制”這一中國歷代改革者最常用的方式登上近代中國的思想政治舞臺的。他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學》，以鬼斧神工之法顛覆了幾千年來的孔子和儒學形象，再造了一個“改革”的孔子和儒學，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與合法性。

梁啟超拜康有為為師時，正是康構建他的儒學時期，梁對乃師的再造儒學大為折服，隨后就參與了《新學偽經考》等書的編寫工作。維新運動開始之后，梁啟超更是依老師康有為之說，積極主張奉孔子為“教主”、“圣人”，主張立儒學為國教，以此作為變法的最重要理論根據。在著名的《變法通議》一文中，他將“保教”與“保國”和“保種”并列為變法的目的。他的《西學書目表后序》，則明確要求將孔子奉為教主，強調通過讀經，大力宣揚“孔教之至善，六經之致用”，同時聲明這并非因為自己信孔尊孔而“自袒其教之言也”。在給康的信中，他甚至認為此時創立、傳播“孔教”比維新運動還重要，坦承“弟子自思所學未足，大有入山數年”鉆研孔教之志。因此，他對在民間設立孔廟、舉行祭孔活動也非常支持，在1896年底，他曾給駐美公使伍廷芳寫信，建議仿照西方宗教儀式，在美洲的海外華人中勸設孔廟，定期禮拜。

維新變法失敗，梁啟超被迫流亡日本。這時，他大量接觸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其思想進入到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腦質”為之改變。他脫離了維新時期以“托古改制”宣揚改革的中國傳統話語，而更多地以西學詞匯、觀念作為自己理論的基礎。而同樣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此時仍堅持“托古改制”理念，并在海外更為積極地進行以孔子為國教的保教活動。對此，梁漸生歧意，終于在1902年發表了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公開反對保教、反對立儒學為 “國教”，與乃師大唱反調。開篇他即聲明：“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為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

他承認，自己曾是保教大旗下之“一小卒徒也”，但現在之所以反對，首先因為“教非人力所能?！?。他認為，各種宗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競爭發展。其次，他認為儒學的本質并非宗教，而持保教論者現在也處處模仿佛教、基督教，主張“設教會，立教堂，定禮拜之儀式，著信仰之規條”。姑且不論這種主張能否成功，即使能成功，也是對孔子的誣蔑，因為孔子并未像耶穌那樣自稱是上帝之子，也未如“佛之自稱統屬天龍”，“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師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他批評保教的根本失誤，在于根本不知宗教為何物，誤解了宗教的概念，最后“則所保者必非孔教矣”。

第三，他承認主張保教者有抵制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抵制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良苦用心，但他明確說道：“耶教之入中國也有兩目的：一曰真傳教者，二曰各國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權利者。中國人之入耶教也亦有兩種類：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國教士以抗官吏武斷鄉曲者?！钡鎮鹘?、真信教者，對中國并無害處，而基督教之所長，“又安可誣也”?！拔嶂袊敉羧羟ы曋ā?，不但有本土的道教，而且對外來的佛教、伊斯蘭教都能容納，何必于基督教獨不能容呢？

而后，他詳細論述了政教分離、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問題。他提醒說，保教論者自以為高人一等，“而不知與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適相刺謬也”。不知其師康有為讀到此句時作何感想。梁氏還以歐洲歷史上血流成河的幾百年宗教戰爭，說明政教不分的可怕結果。正是巨大的災難，使歐洲各國開始政教分離。他還特別強調，“自由之理：凡一人之言論、行事、思想，不至有害于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保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無損于人者也，故他人與政府皆不得干預?！币虼?，社會才大大進步。如果將儒學立為國教，中國將“教爭”立起。他告誡說，“保教”的最大危害是“束縛國民思想”，因為“文明之所以進，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總因也”。他認為孔子之所以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但自漢武帝以后，儒學卻成為束縛思想自由的繩索，使思想漸漸窒息。

面對各種幾乎是勢不可擋的“新學”，當時的保教論者也有人力論可以用現在的新學說、新理論重新解釋孔子，對此，梁啟超也大不以為然：“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但這其實是“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他認為，孔子所見或有與今日新學理暗合之處，然若一定要將二者一一比附納入，這種思維的實質還是因真理與孔子暗合才接受，“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而對那些不能與孔子暗合的學理，“則將明知為鐵案不易之真理”，也不敢接受、遵從，因為其結果是阻礙真理在國人中的傳播。因此，他頗為激動地寫道：“故吾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燦爛之世界，羅列中外古今之學術，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棄之，斯寧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然則以此術保教者，非誣則愚，要之決無益于國民可斷言也！”如果去掉過于尖刻的“舞文賤儒”四字，此番評析，對百年后的“新儒家”卻也完全適用，不能不令人嘖嘖稱奇。

君不見，時下祭孔、拜孔、尊孔之風正盛，更不乏以和諧、環保、自由、民主、法制、公平、正義、人權、市場經濟……一切現代價值來詮釋、比附儒學，論證所有這些價值觀念儒學早就有之，想以此使儒學“返本開新”的新儒學者。若起梁氏于地下，面對此情此景，他依然會果決地做出“非誣則愚，要之決無益于國民”的斷言罷。

最后，他再次強調：“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論之最大目的也?！背姓J“區區小子，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因為“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吾又知孔子之愛真理，先輩、故人之愛國家、愛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懺悔。為二千年來翻案，吾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吾以是報孔子之恩我，吾以是報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報我國民之恩我?！?

為此，梁啟超專門給老師康有為寫信，反復陳說自己反對保教的理由，甚至批評老師在海外籌款建筑孔廟、祭孔祀天活動對本黨并無益處，“徒為虛文浪費金錢而已”，還批評花20萬捐資在新加坡建一孔廟實在可惜，不如興辦學校和其他公益事業。讀史觀今，現在許多地方不是依然校舍破舊、各項公益事業落后，但政府卻一直在花巨資造神建廟么？近日，更有政府要花300億元在孔孟家鄉建“文化標志城”。我們是應贊嘆梁氏的高瞻遠矚，百年前的批評竟然還如此具有“當代性”，還是應為此種傳統的特別深厚而遺憾？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不啻是梁啟超的“謝本師”，文章一出，康梁雖然私誼仍在，但學術思想已明確分為兩途。對梁氏來說，愛老師，但更要愛真理；愛孔子，但更要反對將思想定于一尊、反對任何限制人們思想自由的“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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