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試驗場

鄧小平先生在1985年8月1日會見日本公明黨第13次訪華代表團時說過這樣一段話：“前不久我對一位外國客人說，深圳是個試驗，外面就有人議論，說什么中國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變，是不是我否定了原來關于經濟特區的判斷。所以，現在我要肯定兩句話：第一句話是，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句話是，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這兩句話不矛盾?？傊?，中國的整個對外開放政策也是一個試驗，從世界的角度講，也是一個大試驗?！?

今天的經濟學家們也都這么說：30年來中國經濟的改革應該解讀為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實驗和制度變遷過程。這話聽起來是很震撼人心的。但是，對于30年前的中國領導人而言，制度變革并不是一個可以事先設計得當的試驗，沒有人對此有足夠的知識準備。而當改革的領導人鄧小平決定把一個臨近香港的南方小鎮辟為中國整體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試驗場的時候，迎來的還多半是阻力、懷疑、挑戰和指責。這才有了上面鄧小平先生有所針對的那段話。

30年來，盡管風雨坎坷，深圳作為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也確實是名副其實的試驗場。它有1979年第一個引進香港的“外資”興辦的來料加工企業；它有1981年在蛇口第一個采用的建筑工程招標制度；它有1983年向社會公開發行（IPO）的全國第一張寶安聯合投資公司的股票；它有1985年成立的第一個外匯交易中心；它有1987年第一個土地使用權的拍賣會；它有全國第一個勞動力市場和工資制度的改革；它還有1990年第一個探索出的國有資產三級授權經營的模式；它是建立勞動服務公司和實行勞動就業合同制的第一個嘗試者，是最早進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也是實行黨、政、企業分離，廢除干部職務終身制和引進招聘上崗制度的先鋒。

1987年春，還在攻讀碩士學位的我才有機會第一次乘火車南下，去了廣東的廣州、深圳和珠海。那時，作為經濟特區，深圳和珠海并不是可以隨便進去的。出發前，我們在上海辦理好了去深圳和珠海的手續。今天我對珠海的印象并不深，可能是那個時候珠海特區才剛剛建設。只是還記得，我們在珠海住在一個還沒有完工的樓房里，雖然尚未完工，但珠海人卻已經把樓房的房間作為旅館出租了。我們還去了拱北，參加了一個環繞澳門島的游船觀光，能看到澳門島上的一些高樓大廈。這是我現存的對當時珠海的惟一印象。

而在深圳，我的印象就相對深刻了一些。那時深圳已經建設了好幾年，一些現代建筑和購物中心已經建成不少。晚上走在熱鬧的中心地帶，廣告牌燈光眼花繚亂。由于很多商店只接受港幣，我們只能進行所謂的“windowshopping”。我們還去了新建成的深圳大學，并住在大學的招待所里。從深圳大學那里，我們搭乘小巴車去了蛇口工業區參觀。其實對于深圳，今天還留給我深刻印象的就是它那時剛剛流行起來的小巴交通。這種小面包車用作公共交通的工具，它不像原來的大公共汽車那么固定時間和線路，而是以靈活便利贏得乘客，均為私人經營，非常具有競爭力。香港至今還存在小巴車來緩解公共交通的需求。我想那時的深圳一定是受了香港的影響。

另外，上世紀80年代去深圳的人都想方設法要去一趟被群山包圍的所謂“中英街”?！爸杏⒔帧笔窃谏愁^角鎮上的一條小街，一邊歸屬香港，一邊歸屬深圳。對很多年輕人來說，雖然去不了香港，如能鉆進“中英街”上香港那一邊的商店逛逛，也滿足了好奇心和虛榮心。有意思的是，在中英街，大陸人跨到街道那一邊的香港商店里，中國的警察是要喊叫他們出來的，因為大陸人被允許逗留在“香港”的時間是有限制的。另外，去中英街前，先要到深圳公安局辦理通行證，而且必須說明為什么要去中英街才能被批準。我已記不得當時我們編造了什么理由拿到的通行證，但我只記得我在中英街買的一塊香港布料至今還鎖在家里的衣櫥里，不知道該派什么用場。

30年過去了。深圳不再處于意識形態爭論的風頭浪尖?？墒?，作為學術研究，對于中國政府設立深圳經濟特區的目的，學者們確曾有過不同的解釋和討論。一個純粹的看法，也是大多數研究文獻的基本觀點，認為深圳特區的設立在戰略上應該理解為中國政府實現開放并與世界經濟逐步一體化的一個“橋梁”和“窗口”。不過，對于這個純粹經濟理性的邏輯解釋很早就有人提出過挑戰。比如，《亞洲公共管理雜志》在1985年年底出版的一期關于中國經濟特區的特刊上，鄺啟新（JamesKung）博士發表了 “中國經濟特區的起源與表現”的研究文章。他在文章中這樣說：“假如經濟原則是適用的話，那么人們就會問，類似的政策為什么不在主要的工業城市，如廣州、上海和天津采用，那里現有的工業基礎和熟練勞動力的環境更適合于外商投資。換句話說，如果在這些城市采用當前的 ‘增長極’戰略的話，單位投資的邊際成本會更低?！?

所以，我們不能否認，在鄧小平和中國改革領導人的頭腦里存在著尋找一個體制試驗場和改革突破口的努力。換言之，我們最好還是把深圳特區理解為一個試驗場。鄧小平和中國的領導人都明白，突然開放像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不僅社會風險和代價極高，而且在那個時候，外資是否對中國政府的全面開放政策擁有足夠的信心與安全感，仍是一個很大的不確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選擇深圳作為試驗場，利用其比鄰香港的地理優勢，通過新體制試驗和吸引港澳資本的落戶政策，最終向西方投資者證明，中國的開放政策和推進經濟市場化的改革是一個可以信賴的承諾。從這個意義上講，不選擇已有的大城市作為特區試驗場其實是一個典型的經濟社會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結果。

可是，為什么當時會選擇了深圳呢？為什么深圳這個邊陲小鎮能進入鄧小平的視線呢？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看起來它與寶安縣（也就是現在的深圳）屢禁不止的偷渡逃港的政治事情不能不聯系起來。周其仁教授2008年1月在北京的一次演講中也曾提到，這個事件對中國未來的開放埋下的契機。

很多人說，深圳過去是一個寧靜的小漁村。其實，它顯然并不寧靜。寶安縣在上世紀60年代就發生過一次比較大的偷渡事情，還鬧到了周總理那里。關于寶安的那一段并不寧靜的日子，蘇東斌教授主編的《中國經濟特區史略》中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資料顯示，1898年即光緒24年4月21日，清政府在割讓了屬于新安縣的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之后，又與英國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新安縣的新界也以99年的租期借給了英國。這樣一來，深圳河事實上就成了一條“疆界”。河對岸的香港在上世紀50-70年代一舉成為新興工業化的經濟，而河這岸的寶安縣 （新安縣在1913年改為寶安縣）卻因為它的“邊防”地位而被封閉起來，經濟和社會長期都沒有什么變化。其實，在1951年寶安封鎖邊界之后，偷渡就發生了并不斷蔓延。根據黃也平主編的《中國大決策紀實》一書提供的數據，寶安縣的偷渡高潮分別發生在1957、1962、1972和1979年。行動外逃的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1979年深圳第一任市委書記張勛甫上任的頭一個月就發生了3054人次老百姓的逃港事件，逃出1855人。

關于1979年的那一次偷渡事件更是來得兇猛。陳宏在《1979-2000深圳重大決策和事件民間觀察》一書中提到，1979年5月6日，來自惠陽、東莞、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像數十條兇猛的洪流，黑壓壓地撲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這場驚天驟變是被一則謠言引爆的。謠言說，在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于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還在當日“大放河口”，允許群眾自由進出香港。

最有意思的是，董濱和高小林在他們的《突破——中國經濟特區啟示錄》以及蘇東斌教授主編的《中國經濟特區史略》中都特別提到，剛剛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在1977年11月11日就選擇南下廣州。作為重大的惡性政治事件，廣東省委向小平匯報了深圳這個不足3萬人的小鎮出現的惡性“逃港”熱潮。而鄧小平聽后沉默良久，然后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彼€說：“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边@話在當時著實讓很多人摸不著頭腦，不解其義。而等到1979年5月14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視察深圳時，才終于破了題。針對保安的逃港事件，谷副總理當時是這樣說的：“現在往那邊跑的多，將來一定是往我們這邊來的多。我們大家共同努力吧?！辈恢澜裉斓南愀廴藦牧_湖橋上走來深圳時，是否知道30年前谷副總理的這句話。

張軍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prozhang.blog.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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