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官商

在前一期專欄《商父爭權》中，寫了清末的大官商盛宣懷，今天繼續說他。

終其一生，盛宣懷所開拓的實務，無論是輪運、礦務、電報，還是鐵路、鋼鐵和銀行，都是一個現代商業國家的基礎性產業，每一項俱事關國計民生，稍有不慎，都可能動搖國本。更為驚心的是，他身處一個財盡民貧、國家飽受侵略屈辱的亂世，國庫空虛，官僚腐敗，民眾迷信，幾乎沒有可以依賴的力量，他憑一己之力，以弱者的身份呈現強人之姿態，從列強手中奪回了諸多的國家主權和經濟權益。盛氏每辦一實業，必身躬親為，不嫌其煩。1894年，他在中國大修建鐵路的時候，已年過五旬，而且時患哮喘、痢疾等惡疾，他仍然奔波各地，在病榻上處理事務。他交際廣大，據記載，有常年通信的人士就多達2000余人，每有私密重要信函，必親撰親寫，其精力旺盛實在駭人。

盛氏的所有事業都是在跟國際資本的競爭中壯大起來的。他對國外資本從來十分警惕，以強悍的姿態與之抗衡。在招商局時期，他跟英美公司在長江航運上打了10年的 “水仗”，洋商為了壓垮招商局，一度把運費降到過去的一成，他硬是挺身而戰，最終把對手逼到談判桌上簽訂了“齊價合同”。在辦中國電報總局的時候，他頂住壓力，通過艱苦談判，將兩家外資電報公司在沿海地帶的電線全數拆除，讓“洋線不得上陸”，維護了國家主權。辦鐵廠和修鐵路也是一樣，他堅持以我為主，反對洋股介入，因此甚至與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重臣公開抗辯。1897年，也是洋務派名士的容閎提出用法國資金修筑天津至江蘇鎮江的津鎮線，盛氏得知后，“恐以后各路事權均屬外人，無一路可以自主”，因此百般阻擾，容閎是盛宣懷數十年好友，此議且得到李鴻章認同，盛仍不惜翻臉，直言反對。在礦務勘探和開采上，他每一聽說洋商發現或打算開采某一工程，就必定要急急地寫信給朝廷，要么阻止要么搶先，總之要把礦權攬入懷中。數十年間，在很多時刻，盛宣懷的確扮演了國家經濟利益捍衛者的角色，這也是他十分值得尊敬和懷念的地方。

盛宣懷與洋人競爭的重要手段，就是充分利用政府壟斷資源。早在創辦輪船招商局的時候，他就提議用40萬石漕運業務來為公司“打底”；在跟洋商打“水仗”的時候，他要求李鴻章給予種種政策上的優惠扶持，譬如減免漕運空回船稅、減免茶稅、增加運籍水腳以及緩提官本等等；辦鐵廠和修鐵路時，他更是雙管齊下，一方面要求“軌歸廠造”，保證了漢陽鐵廠的利潤，另一方面則全面排斥洋資進入。1893年，上海機器織布局因失火造成重大損失，盛宣懷被派去救局，他以保護民族紡織業為由，提出兩大產業政策，一是嚴禁洋商進口紡織機器而設廠，二是織布局的紡織品銷售“免完稅厘”，這一卡一免，就為陷入困境的企業放出了一條活路。

盛氏的這種經營戰略，在后來的中國經濟學者看來一點也不陌生，它幾乎是所有國營壟斷型企業的必殺招數。其利在于，壟斷能夠產生龐大的效益和競爭力，其弊則在于，企業因此患上“政策依賴癥”，并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競爭能力，就跟百年后的無數國營企業一樣，在擺脫了初期的困境之后，國營體制內在的弊端必然愈演愈烈，終成不治之癥。據當時人士記載，盛氏所屬的諸多企業都官氣沉沉，同鄉遍地，效率低下。哈佛學者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描述盛宣懷主持下的通商銀行，“董事們主要關心的，是控制各省與北京之間匯劃政府經費這一有利可圖的業務，沒有向工業提供貸款的打算。其少數的工業貸款，也主要給了盛自己掌控的企業?！边@種壟斷型國企的利弊，百年以后視之仍然是昭然若揭。費正清因此對他的評價是：“由官員變為官僚企業家的最明顯的例子是盛宣懷……他喜歡搞官場上的權術而不惜犧牲健全合理的商業經營方式。他在那些明顯地享受著壟斷或者大量官方津貼的企業中無往而不勝；而在有競爭的企業中卻往往敗北?！?

盛宣懷的恩師李鴻章曾用十六字形容盛宣懷：“一手官印，一手算盤，亦官亦商，左右逢源”，這種“一體兩面”的官商形象，正是洋務運動的一大特色。在千年的正統儒家思維中，商人天性重利，社會地位不但在官士農工之下，甚至還排在乞丐、妓女之后。晚清國衰，幾乎所有的有識之士都開始改變對商人的觀感，官督商辦既是無奈之舉，也有深刻的進步性?？墒?，在具體的操作中，政府始終無法遏制自己對權利的欲望，情形危機時，商人被大大地推在前面，而等到環境稍有更新，當即無情出手，不但攬事爭利，而且羅罪逐人，從來不假顏色。

作為“官督民辦”模式的首倡者，盛宣懷的基本理念是 “民資可用，也可欺凌。洋資可用，絕不可信?！?

他的所有實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均有民間資本參與，他深信“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不過從實踐來看，“非商辦不能謀其利”或是商業真理，“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卻是大大的未必。在官督商辦企業中，商股在經營中都沒有說話權，僅為可利用者而已。在盛氏的經營團隊中，多有買辦出身的職業經理人，其中不乏像鄭觀應這樣的經營奇才，不過，這些資金及人才在盛看來，都無非是可以利用之 “物”而已。對所有項目，他一直以政府代管人的身份牢牢地掌握著控制權。

數十年間，盛宣懷多次被言官彈劾，其指責大多是“害則歸公，利則歸己”、“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其指摘應半是誣陷半是事實所在。盛宣懷所經營企業，往往公私不分，沒有回避制度，更沒有透明、公開的監管體制。他掌印招商局后，把買辦出身的徐潤、唐廷樞先后驅趕出局，同時還乘危將他們的股份據為己有，經多年暗箱操作，終于持股2.2萬股，值銀440萬兩，成為最大的個人股東。接管之初，他在清算產業時發現，購并旗昌時有47間房產約合50萬兩，沒有列入賬冊，便密函李鴻章，建議派心腹數人另立一個公司收買下來，估計每年可得8％的收益，并詢問李是否愿意附股。在創辦通商銀行時，為了爭取朝廷支持，他公然向大學士王文韶行賄，為他在銀行中“代留500股”。正是在這種曖昧不清的經營活動中，他成為了晚清“首富”。在他去世后，盛家請出“世家恩公”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出面主持清理財產，認定財產總額為白銀1349萬兩。盛宣懷一生自詡為國經略，嘗說“言者皆指為利權在手，不知此皆千百人之公利，非一人之私利也……不過想要就商務開拓，漸及自強，做一個頂天立地之人，使各國知中原尚有人物而已?！痹谌绱丝犊愒~之下，身處一個民窮財盡的年代，居然能聚斂如此財富，實在是一個大諷刺的事實。

盛宣懷這類“天才型官商”的出現，既是偶然，也為必然?？偠灾?，卻是中國商業進步的一個悲劇。他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卻始終無法擺脫官商邏輯。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他的強勢試驗，在暮氣重重的晚清帝國掀起一輪實業建設的高潮，取得了驚人的突破，另一方面，則因其強勢的官商風格，讓洋務運動越來越濃烈地籠罩上了國營壟斷的氣質。

(吳曉波 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觀察家論壇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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