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建公信力

安徽阜陽又一次受到舉國關注，除了疫情本身的原因外，還在于勾起了人們的社會記憶。4年前的毒奶粉事件；2006年的廠址在阜陽的安徽華源生物藥業有限公司的 “欣弗事件”；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前后三任院長因腐敗而落馬；原市長肖作新夫婦腐敗案和兩任市委書記王懷忠、王昭耀的先后倒臺；此外，還有至今仍在受到質疑的阜陽市潁泉區豪華辦公樓“白宮”舉報人李國福的離奇死亡等。正因為如此，一些媒體在報道這次手足口疫情時，不時使用了“又一次”、“阜陽，又是阜陽”這樣的句式。而事情正是因為發生在阜陽，似乎就比發生在其他地方顯得更為復雜。當地政府是否瞞報了疫情，從而導致疫情的擴大和嚴重化的質疑聲，到現在還不絕于耳。而網上似乎又將爭論的范圍擴大到阜陽的聲譽問題。有人在追問，“阜陽你怎么了”？也有人在哀求，“求求你們放過阜陽吧”。但不管人們的觀點有什么樣的分歧，又都似乎有一種共同的感嘆：這是一片多災多難的土地。

可以說，當前發生在阜陽的并不僅僅是一場疫情，同時也是一種社會病癥，是一場社會與治理的危機。

平心而論，疫情的發生具有某種偶然性，如果這次疫情是首發在其他地方，是否一定會比阜陽處理得更好，誰也不能確定；從事后的角度我們很容易指責，為什么不能盡早確定疫情性質？為什么在一些環節上顯得拖拉？但事后的情形與當時的狀況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至于阜陽市政府是不是有意瞞報了疫情，我想，在沒有確鑿的證據面前，也很難得出明確的結論。相反，我倒似乎更愿意先接受世界衛生組織官員的說法：“中國安徽地方官員并未企圖隱瞞疫情?！蓖硕灾?，在目前的體制下，現在還很難說阜陽地方官員的做法有什么與體制規則明顯不合的地方。

但所有這一切，都不能妨礙人們對這件事情的進一步拷問。

網上對于阜陽是否存在瞞報問題的討論是意味深長的。如前所述，對于當地政府是否對疫情瞞報的問題，一直在受到質疑，甚至有相當多的人斷言瞞報是存在的。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問題也許還不是瞞報本身，而是人們產生這種質疑的理由與邏輯、是有關方面無力打消人們質疑的原因。

在面對社會的質疑聲時，衛生部一位官員曾對媒體發表談話，他認為，對于疾病暴發、大暴發的確定，必須由科學家、流行病學專家來做出判斷和確定，不能簡單因為有某例死亡病例就說成是疫情暴發。值得注意和深思的是，衛生部是主管衛生醫療最權威的政府機構，那位官員的談話也顯得很專業、很有說服力，而社會上的眾多質疑在邏輯上也常常不成立。但不幸的是，人們似乎更加認同后者的質疑，而這種認同無疑又與下面兩個因素有關。

首先，是有關部門原來隱瞞疫情的歷史，以及由此導致的公信力的喪失。在這里，也許我們需要重新考量和評估5年前那次隱瞞非典疫情的社會后果。在當時看，瞞報的結果主要還是貽誤采取措施的時機和疫情的蔓延。但現在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疫情瞞報產生的更深傷害是有關部門公信力的喪失。而公信力喪失的結果，是現在說什么人們也不相信，人們寧可做最壞的揣測。當然，這種公信力的喪失絕非僅僅是一次瞞報所造成的。

其次，也許更重要的是，近年來阜陽腐敗案件的頻發，以及導致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喪失。據此前媒體報道，到目前為止，阜陽市干部中已經有2名省部級、8名市委常委、11位廳級領導干部因腐敗而落馬。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僅在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腐敗窩案中，受牽連的干部達八九百人。其中，副處級以上干部200多人，其余也都是副科級以上干部。在這樣的官場生態中，其公信力的喪失無疑是必然的。當然，理性告訴人們，不管以前的腐敗現象多么嚴重，與現在的班子其實應該是兩回事。但問題是，由于腐敗導致的政府公信力的喪失，以及公信力喪失之后形成的民眾對政府的認知，卻并不完全受理性的左右。公信力的修復需要漫長的時間。

我認為，阜陽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恐怕不是一些臨時性的措施能夠解決的，而是需要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一些現在還無法在全國施行的改革措施，不妨在阜陽先試行。

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解決阜陽現在所面對的嚴峻局面，這首先是一次重建政府公信力的努力。疫情披露之后，阜陽市委書記宋衛平曾經有一次對中新社介紹了阜陽在應對手足口疫情方面所做的工作。公平地說，這次談話本身也沒有明顯的不當之處，但仍然受到許多抨擊和質疑?？梢?，沒有政府的公信力作為基礎，連政府的效能都很難進行。

如果沒有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要解決在阜陽集中出現的一些社會生活中的痼疾，余地已經越來越小，甚至成為不可能。在過去的若干年中，如果說上級有關部門對阜陽的問題不重視、沒有采取措施，這并不是事實。但問題是，這些措施是不是能真正解決阜陽的問題。比如，其中一項重要措施是加派外來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領導干部多來自“空降”。如在王肖腐敗系列案案發之后，市委書記從省統計局調任，市長從淮北市調任。據《小康》雜志2004年報道，當時市委9位常委中只有3位是阜陽本地官員，市政府5位副市長則僅有1個本地人。而在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三任院長落馬后，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派出研究室主任等3人分任其院長和副院長，原副院長僅1人留任。但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樣，這種“嫁接”固然一時能給阜陽 “空降”一個與王肖無染的領導班子，但難免不影響到本地官員的升遷。事實上，不僅在阜陽，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我們體制上解決干部問題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在選人標準上做文章，而不是在官員產生的制度上做文章。這個問題也許只有通過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才能解決。如果這些官員能時時處在民眾和輿論的監督之下，是不是阜陽人其實并不重要。

在這次事件中，一篇題為《阜陽官員這四年改正了什么？》的文章在各大網站廣泛流傳。該文重提4年前阜陽毒奶粉中的一件事情，當時該市主管教育衛生的一位副市長曾說過這樣一番話，“我不想去引咎辭職，我還想繼續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環節和缺點是為了改正，是為了加強?！痹撐呢焼柕溃簩φ者@起比4年前毒奶粉還要慘的悲劇，這位副市長和其同事們，這4年改正幾何？加強多少？實際上，這件事情的關鍵還不是改了多少，而是有沒有建立起一個真正起作用的問責制度，引咎辭職難道僅僅取決于官員本人的意愿？我認為，真正的問責制，特別是以民眾的監督和參與為前提的問責制，無疑只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才有可能形成。

信息公開和形成正常的輿論生態，是重建公信力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這一次，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世界衛生組織官員的那句話為阜陽市政府解了圍。在這次事件中，無論是衛生部還是阜陽市政府關于沒有瞞報的自我澄清，似乎都沒有在民眾中產生真正說服力。這不僅在于上述的公信力因素，同時也在于他們都是“當事人”。而當事人的辯解本身就是無力的。世界衛生組織簡單的一句話會有更大的說服力，也不僅在于它的權威性，更因為其中立的地位。這也許可以給我們這樣一個啟示：重建公信力僅僅在“系統”的內部并不能完成，更需要外部的中立性因素。

我有時想象，在面對整個社會質疑的時候，阜陽官員也許還會有一種委屈感。不錯，人們可以找出這個事件中一些環節上政府反應的遲鈍。但我同時也相信人們的另一種論證，地方政府官員也不傻，這種事情誰都知道是捂不住的，誰也不敢去捂、去擅自處理，他們會先上報給上級，給上級打打預防針，這一點是誰都會想到做到的。這里的一個關鍵因素，是我們多年形成的一種信息傳播和反應策略，在這種策略中，系統內的信息傳遞其實比我們外人知道的要更為迅速和有效。但問題也就出在這里。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問題的復雜性，以及由于信息傳遞速度大大加快的社會環境，這種看似聰明的策略，其實往往會弄巧成拙。

5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經正式施行。用信息公開化和正常的輿論生態重建政府的公信力，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孫立平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Thslping@263.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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