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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比較一下已撤投資和未撤投資的人均投資額，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官煤勾結水還很深，“大魚”還在水下。
以山西為例，山西省11個地市共上報922人投資入股煤礦，共投入資金9257.74萬元，其中836人已撤出入股資金4077.33萬元。也就是說，山西省86名逾期未撤出投資的公職人員的總投資達5000余萬元，人均高達60萬元左右。
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也表示，這次清理糾正工作中撤除的投資可能只是一部分，從目前舉報的線索看，還有更隱蔽、埋藏更深的。而山西省清退辦的一位官員也告訴本報記者，從目前自查自報上來的情況統計，入股的官員大多只涉及到鄉鎮一級，而大量的舉報線索卻直指縣、市甚至省級領導，許多官員是以親屬或代理人的名義入股，還有的是不具名、不投資只“分紅”的“干股”，清查這部分官員，難度更高，需要更大的決心和勇氣。
上周，本報記者深入山西小煤窯最為集中的大同、太原、忻州地區，試圖探詢“紅頂煤商”們的蛛絲馬跡，但是，“從主管副市長、紀檢組長、新聞中心主任直到偏僻山鄉中的值班礦長和村民，幾乎都是一句話：‘不知道，不能說?！保ㄒ姳緢?005年10月31日《山西紅頂煤商二三事》）。
山西省發改委的一位官員一語道破“天機”——山西上至省城下至鄉鎮，許多官員是煤炭系統出身，或與煤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利益錯綜復雜，官煤鐵板一塊，這些人都是官煤勾結利益鏈條上的一環，想從他們身上打開缺口，無異“與虎謀皮”。
我們發現，在這種集體緘默的背后，是一種模糊的官商界限，官商勾結、官煤一體已經成為當地經濟社會結構中的一種常態。甚至，連負責清查的紀檢干部也為一些入股官員“抱屈”，因為他們調查發現，在一些鄉鎮，甚至全體鄉鎮干部都在煤礦有股份，最少的只入了1000元的股。其中，很多是在1980年代小煤礦效益不好時為支持地方經濟發展而入的股。紀檢人員認為，這些地方官員入股小煤礦，與當初要求深圳干部購買股票的性質一樣。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去年，山西省政府還專門下文鼓勵公務員“帶薪下?！?，文件規定：“機關公務員和財政全額撥款事業單位職工，可以離職帶薪到民營企業就業，三年內原單位發給基本工資。三年期滿后，如果要求回原單位工作的，將由原單位安排工作?！?BR> 山西鼓勵公務員“帶薪下?！?，初衷或許是為了精兵簡政、鼓勵創業、發展經濟等等，但是，這種官商一體化的制度安排，為權錢之間的“期貨交易”創造了空間，“帶薪下?！钡墓珓諉T就可能異化為新的“紅頂商人”，破壞市場經濟秩序。事實上，1993年頒布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早有規定，國家公務員禁止經商、辦企業以及參與其他贏利性的經營活動。山西省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這樣的事件：阜新市清河門區長助理李樹林，日前從煤礦撤出了700萬元入股資金。一位小小的科級干部，何來700萬元巨資？其實，李樹林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公務員”，據清河門區委宣傳部門負責人介紹，李樹林“真正的身份是一名農民企業家，我們聘他為區長助理，只是給他一個職務，目的是吸引他在清河門投資開礦”。就這樣，李不僅在區政府大樓擁有辦公室，而且有資格出席區委、區政府的重要會議。
在眾多“由煤而官”的現象中，李樹林只是九牛之一毛。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或者給有突出貢獻的私營企業家以“獎勵”，通常會安排他們進入人大、政協擔任要職。這些人在私下是商人，住豪宅、開名車，而在主席臺上，他們又是擁有“公權”的官員，官商界限進一步模糊。
通過“由官而煤”和“由煤而官”兩條途徑，權力與資本合謀共生，官中有商，商中有官，公共政策受制于利益同盟，公共機構不能代表公共利益。于是，大量煤商的暴富，必然以浪費資源、破壞環境和犧牲礦工的生命為代價——比如山西省，盡管一再治理整頓，但非法違法采礦行為并未有效遏制，許多地方甚至進一步惡化，由個別人的行為演變為群體性的行為、由小規模的私采濫挖演變為大規模的機械開采、由偷偷摸摸演變為明目張膽，大有愈演愈烈之勢，以至于山西省紀委書記發出“山河破碎，觸目驚心”的感嘆。
一般認為，“官煤勾結”有其長期性、復雜性、頑固性、隱蔽性，撤資難于一蹴而就，但這種認知還僅僅停留在治理工具的創新上。事實上，根治官煤問題，是一個治理結構的重組問題。如果不能實現向現代政府治理結構的轉型，官員主掌資源分配的權力就依然不受監督，礦業權的出讓就依然不能市場化，資源的出讓價格就依然不能真實反映資源的價值。在這樣的土壤上，依然會開出“官煤勾結”的“惡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