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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碰頭會”的官方名稱是三方監管聯席會議。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中國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和中國保監會吳定富是其重要成員。上一次召集聯席會議的時間是2004年3月。
這意味著過去18個月間，盡管中國金融市場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但以在分工合作的基礎上，對中國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進行有效監管為基本使命的三方監管聯席會議卻缺席了這一重要時段。
根據公開信息，在過去的18個月中，三方監管聯席會議曾經召開過兩次。但三位監管機構的主席則至少三次共同出現在另外一個場合，這個場合是——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季度例會。三位主席均為該委員會委員。
三方監管聯席會議
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曾于2003年6月簽署《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該《備忘錄》規定，“會議成員由三方機構的主席組成，由主席或其授權的副主席參加”?！秱渫洝愤€規定，三方監管聯席會議每個季度將召開一次。
監管聯席會議是三個監管機構最高決策者的碰頭會和協調會。其時輿論認為，這改變了監管機構“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狀況，并將“更加有利于促進金融創新，加強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促進金融業健康發展”。
第一次監管聯席會議是在2003年9月18日召開的。三方分工合作的《備忘錄》那時即已討論通過，不僅明確三方應就重大監管事項和跨行業、金融控股集團的監管、跨境監管中的復雜問題進行及時磋商，并明確了按季召開聯席會議的工作機制。
第二次聯席會是在半年之后的2004年3月召開的，溝通協商的內容為如何貫徹落實“國九條”。之后，三方監管聯席會議就不曾再召開過。有關機構已經證實其后確未曾召開聯席會議，但原因不詳。
最早的分工合作機制始于2000年。當年9月，三大監管機構——央行、證監會和保監會首次召開三方監管聯席會議。此后，三方監管聯席會議基本上每季召開一次。
有分析人士表示，從三方監管聯席會議討論的話題看，證券公司融資、保險資金入市、信托投資公司從事證券業務等，均涉及了不同監管機構的協調與合作問題，這些問題靠任何單一的監管機構都無法完成，而且，如果協調不力，很容易產生重復監管、交叉監管和監管真空的出現。
2003年4月底銀監會成立之后，三方監管聯席會議的央行一方換成了銀監會，但是對監管機構分工合作的要求則越來越高。也正因為如此，三方一開始就在《備忘錄》中明確了分工合作框架和協調機制。
但對聯席會議的結構，當時就有質疑。有意見認為，監管聯席會議應為五部委的聯席會議，參加者還應包括財政部和央行。
缺席18個月
雖然2003年9月召開的第一次聯席會議就明確例會每季度召開一次，但第二次聯席會議的召開卻是在2004年3月，其間間隔近半年。正因如此，三大監管機構之間存在的協調和溝通問題漸露端倪。
2003年初，數家基金公司將貨幣市場基金推出方案上報證監會，之后，因銀監會和證監會在政策協調上未達成一致，貨幣市場基金出臺時間被一再推遲。當時爭議的問題之一，就是以貨幣市場金融工具為投資對象的基金，監管權到底該歸屬證監會，央行，還是銀監會？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商業銀行發行次級債的過程中。2003年底，銀監會通過一項政策，銀行得以通過發行次級債增加資本實力。當時業內普遍認為，保險公司是這種債務的最大買家。但2004年3月末，保監會卻發文對保險公司買入次級債進行限制。此事發生在第二次三方監管聯席會議后不久。
事情最終得到解決已經是三個月之后的2004年6月下旬，央行與銀監會聯合發文，以允許商業銀行互持次級債的方式解決了發行通道的問題，一周后，保監會也對其政策進行了調整，放寬了保險公司投資次級債的限制。
惠譽評級中國首席代表鄔潤揚博士曾表示，央行和銀監會允許銀行間購買次級債券，實屬迫不得已。
在此期間，三方正式簽署了分工合作的《備忘錄》，但本應在當月召開的季度監管聯席會議也正是這個時候沒有了下文。
一位金融專家告訴記者，監管聯席會議通過的任何一項政策都不是單一的，而是涉及到若干相關部門。由于各部門的職能沖突和行政管轄壁壘，因而，很可能存在部門利益優先、整體利益次要的情形。當某一種利益占上風的時候，就會由某一種政策來主導，而部門利益不斷角力的結果，便可能導致政策的左右搖擺。
在過去18個月中，除了2004年10月25日保監會和證監會聯合發布《保險機構投資者股票投資管理暫行辦法》之外，市場并沒有看到監管機構三方之間或者某兩方之間的密切協作。
監管協作不能缺席
有關專家認為，未來中國金融市場上將出現兩大趨勢，一方面是金融機構的混業經營；另一方面，跨越銀行、證券、保險的交叉性金融產品和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這對中國當前的金融分業監管形成了嚴峻挑戰，并對中國的金融穩定產生重大的潛在影響。在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委員會并不成熟的時候，如果金融監管機構之間不能實現有效的溝通與協調，中國的金融穩定將面臨嚴峻挑戰。在這個大背景下，監管聯席會議是一種特別重要的安排。
事實上，監管協作的缺失，早已為業界關注。民盟中央經濟和區域發展委員會委員謝多說，分業監管體制越來越受到混業經營的挑戰，如不及時對現有監管體制進行調整，可能形成交叉監管、重復監管以及監管的空白地帶和灰色地帶。
一個現實問題是，盡管當時三方簽署的《備忘錄》已經確定了對金融控股集團的主監管制度，但在缺乏協調溝通的情況下，監管真空難以避免。
在今年初的兩會上，民盟中央提交給政協的一份議案明確提出，應當采取更加切實有效的、強制性的制度安排。議案認為，三個監管機構之間雖然實行聯席會議制度，但聯席會議的工作力度不夠，聯席會議的決策效力不夠，聯合辦公容易流于形式。
業內人士認為，建立央行與監管機構之間暢通的信息交流，通過央行在監管聯席會議中扮演重要角色，能夠讓監管聯席會議制度避免流于形式。
去年以來，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和落實“國九條”是中國金融業最重要的兩件大事。就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而言，對國有銀行注資的是央行；制訂公司治理標準的是銀監會；上市監管的是證監會。周小川、劉明康、尚福林等都是由國務院副總理黃菊擔任組長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試點領導小組的成員，央行行長周小川還擔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在落實“國九條”方面，除了保監會允許保險公司直接入市為股市注入新的資金外，允許商業銀行設立基金公司并發行股票型基金也為股市注入了新的活力，而這需要央行、銀監會和證監會共同推動。整個證券行業的重組，則離不開央行背景的匯金公司及其全資子公司建銀投資對重點券商提供的資金支持。
在沒有監管聯席會議的日子里，央行扮演了協調人的角色。根據本報的粗略統計，從2004年3月至今，央行分別與監管機構聯合發布了超過10個政策性文件，其中多項涉及三方監管聯席會議應該協調的內容。
一位央行人士表示，《備忘錄》明確了“三會”的職責分工，卻沒有兼顧到“三會”與央行的分工協作關系。而央行作為最后貸款人，有必要隨時掌握金融體系的動態，并及時對金融體系的風險作出評估。
這使得業界開始研究設計新的監管協作制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曾建議，三大監管部門應該及時、定期將本部門對所監管機構的現場、非現場監管信息資料以及其他相關的實質性分析報告及時送達央行。
央行合肥中心支行行長陶為群今年2月初也曾建議：由央行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共同建立金融監管聯席會議制度，開展金融監管信息交流和重大監管事項協作。陶甚至設想，可否在央行設立一個負責日常工作的辦公室。
央行的一位中層官員認為，為健全和完善中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應盡快設立金融再監管局，以便對監管政策執行和監管效果進行評價，并對監管者個人行為實施有效的再監管。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博士則表示，全國人大財經委等專業委員會應當在對監管委員會的監督方面有所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