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還在部隊當兵，每天早飯后的一小段自由活動時間，連隊的有線廣播轉播的都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節目。一個春日的早晨，當突然聽到廣播中說，下面我們播送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生前非常喜歡的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時，我像觸電一樣，幾乎要從飯堂的凳子上彈了起來。

實在是太意外了！雖然那時“四人幫”被粉碎不久，幾乎每天都有令人興奮的消息從廣播中傳來，不是“大干快上”,就是某位老干部被“解放”。文藝方面最大的解放信號就是每隔幾天就有一兩首“文革”中被禁的歌曲重新播放，意味著平反。但這些被平反的都是“文革”前的革命歌曲，像《洪湖水浪打浪》、《繡金匾》、《十送紅軍》等等，重播外國“貴族資產階級音樂”，這還是第一次。我知道，這些音樂在“文革”前就被禁了。我父母曾經非常喜歡聽中央臺的“外國輕音樂”節目，但在我的印象中，這檔節目在“四清”開始前就停播了，因為他們當時喜歡與幾位“臭味相投”的同事談論聽后感，“四清”時被揭發出來曾經挨批，更不必說在 “文革”中這成為罪狀之一。

在“文革”中，毛澤東關于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公開，他在1963年12月嚴厲批評說：“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這“兩個批示”在“文革”十年經常讀背，我也在長大成人中知道了“外國輕音樂”停播，甚至聽一聽就是“罪過”的背景。就在“文革”后期，還專門批判過“無標題音樂”，點名批判貝多芬。

所以，這時突然聽到中央臺重播貝多芬，不能不令人震驚，這不僅意味著“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被否定，還意味著“文革”前的某些“左”的東西也被否定。當時，我不可能知道，重播貝多芬是經過政治局討論才決定的，只是佩服電臺有勇有謀，敢于播出貝多芬，并在前面增加 “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生前非常喜歡”的導語作為“合法性”依據。

一

列寧喜歡貝多芬，有他夫人及高爾基的回憶為證。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最高層號召全黨全國人民要讀“馬列七本書”，這樣，在“毛選”四卷外，還可以讀馬恩列斯的書了。但“馬列”畢竟是洋人，所以還出版了一些諸如“名詞解釋”和“文革”前出版的回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籍和文章，配合學習。

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回憶說：“印涅薩是個很好的音樂家，她鼓動大家去聽演奏貝多芬作品的音樂會，而她自己把貝多芬的許多作品演奏得很好。伊里奇喜歡音樂，特別喜歡‘Sonatepathetique’，經常請求她演奏。后來，在蘇維埃時代，他還到過瞿魯巴那里去聽某著名音樂家怎樣演奏這一奏鳴曲?！保唆斊账箍▼I：《列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71年12月北京第3次印刷）“Sonatepathetique”，即貝多芬著名的《悲愴奏鳴曲》。據高爾基回憶，列寧非常喜歡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有一個晚上，在莫斯科，在葉·彼·彼什科娃（高爾基的前妻，譯者注）的住宅里，列寧聽到伊撒亞·多波洛所奏的貝多芬的幾支奏鳴曲，他說：‘我不知道還有什么比 《熱情奏鳴曲》更好的東西，我愿每天都聽一聽。這是絕妙的、超越人力的音樂。我總帶著也許是幼稚的夸耀想，人能夠創造怎樣的奇跡??！’于是瞇起眼睛，露出微笑，他不大快樂地添加道：‘但是我不能常常聽音樂，它會刺激神經，使我想說一些漂亮的蠢話，撫摸人們的腦袋，因為他們住在骯臟的地獄里，卻能創造出這樣美麗的東西來。但是現在，誰的腦袋也不能撫摸一下——您的手會被咬掉的。您一定要打腦袋，毫不留情地打，雖然我們在理想上是反對用暴力對待人的。唔—唔——任務是多么可怕地艱巨??！’”（高爾基：“列寧”，《回憶錄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無論“悲愴”還是“熱情”，列寧都喜歡，確鑿無誤地說明列寧對貝多芬的熱愛。

剛剛粉碎“四人幫”，確有必要用列寧來為貝多芬提供“合法性”。不過，當時人們沒有注意到，列寧對高爾基贊美貝多芬時的這后半段：音樂其實會使他說出一些“漂亮的蠢話”，使他感嘆“人們的腦袋”在“骯臟的地獄里”也能創造出這樣美麗的東西，而現在的任務卻是“一定要打腦袋，毫不留情地打”，所以他“不能常常聽音樂”。但是，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IlyaEhren－bury）在20世紀60年代寫回憶錄時注意到了此點，在追憶列寧的不長片斷中卻大段摘引了高爾基的這段回憶。他特別說明，之所以摘引這么長一段引文，是為了說明“列寧是一個偉大而復雜的人”，“是因為它和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它和我們的時代、我們的命運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人·歲月·生活》，海南出版社）

他所說的“復雜性”，即列寧一方面擔心美好的音樂會妨礙他打破舊世界的決心和勇氣，一方面仍常常聽音樂、尤其是還喜歡聽貝多芬。確實，包括嚴酷的斯大林“大清洗”時期，蘇聯一直沒有禁止貝多芬，沒有禁止古典交響樂。也可能因此，“無產階級文藝從 《國際歌》到樣板戲中間是一片空白”才成為中國“文革”時概括“樣板戲”意義的經典論斷。

當然，“文革”話語也有一個發展過程。早在中蘇兩黨發生意識形態爭論時，對包括貝多芬在內的西方古典音樂的批判就成為“反修防修”斗爭的一部分。從1963年底起，毛澤東對文藝工作的批示、批評越來越多，口氣越來越嚴厲，外國音樂漸被禁止播出、演奏。當時的主導觀點是，“強調只有民族的才是國家需要的，外國的不行。我們現在反對修正主義，要讓民族的去打頭仗。貝多芬？貝多芬就是資產階級，交響樂都是資產階級思想，怎么反對修正主義？沒法反對?！币粫r間，“取消交響樂”成為代表革命的意見，一些地方的管弦樂隊被解散，洋樂隊要改為民樂隊，一些洋樂樂手開始改行，李德倫回憶說：“曾流傳一個‘三十而立’的故事：音樂家從小拉提琴是橫著拉的，到30歲時，被迫立起來改行拉二胡了！”（李德倫：《交響人生》，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

這時，連中央樂團能否存在都成為問題。為了生存，中央樂團在1964年3至4月間搞了一個 “活命月”，對外則稱交響樂“普及月”，就是到基層演出節目、介紹樂器知識。當然，只能演奏革命歌曲，連“大躍進”時“洋為中用”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也因屬“才子佳人”而在禁演之列。盡管許多地方群眾一再要求演“梁?！?，甚至發生過演出結束后群眾不讓走，在他們上車后向他們扔石子抗議的事件，使他們處在既不能演，也不能說明是“上面”不讓演的尷尬境地，只能一再向觀眾道歉。最后，還是周恩來總理指示，樂隊只要“中國的多，外國的少”就比較合適，“咱們中國多的不搞，搞四個交響樂隊，北京一個，上海一個，廣州一個，沈陽一個，就夠了”，使中央樂團得以暫時保留。中央樂團當然格外珍視這次 “死里逃生”的機會，創作排練“革命歌曲大聯奏”。此時已開始“大學毛著”運動，不但創作者要邊創作邊學，演奏者在排練時也要先學“毛著”，而且學一段，奏一段，奏完總結，然后再學再奏，直到排練成功，這時便要說這是學“毛著”的成果（羅筠筠：《李德倫傳》，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二

“文革”中，個人聽西方音樂都是罪過，更不要說演奏這些樂曲。不過，當1972年中美最高層接觸之門打開時，“貝多芬們”在中國的命運變得更為復雜奇特，成為當時中國政壇政治斗爭的“工具”。

1972年8月，為了慶祝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盟友羅馬尼亞國慶，廣播電臺請示中央能否播送一些諸如 《云雀》等羅馬尼亞的民間音樂，正借“九一三”事件批“左”的周恩來批示：“由廣播局和文化組負責審查一下，如音樂健康、有民族特點，還可以播放?！钡噌樹h相對地批示道：“千萬不要因為外交關系把靡靡之音在我們電臺廣播。文化組的同志們應提高警惕，慎重對待?！苯鄨詻Q反對，此事只能作罷。

不過，周恩來仍以婉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同觀點。10月2日，他與朱德、鄧穎超、康克清接見抗戰時期即與他們認識的美國鋼琴家哈登（Had－dens）夫婦時明確表示，為了使我們的樣板戲能夠拿到外國去，必須允許外國文藝團體如交響樂及民間歌舞來華演出（《交響人生》）。

不久，為歡迎西德外長希爾和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訪華，周恩來要李德倫準備演奏貝多芬交響曲，李提出演奏貝多芬的《命運》，得到周恩來認可。但希爾來華時，“文化組”負責人于會泳以時間緊張保證不了演出質量為由指示停止演出?；粮駚砣A時，李德倫與江青、于會泳一起討論曲目時，《命運》卻被于會泳認為是宣揚“宿命論”而被否定；李德倫提出演奏《英雄》，又被以“歌頌拿破侖”之名否決。最終，獲準通過的是于會泳提出的《田園》，說是歌頌大自然。李德倫暗自忖思，如果按你們的邏輯，《田園》不也可以說是歌頌地主莊園嗎？終于，在基辛格訪華時，中央樂團為他演奏了《田園》，雖然是專為他開的內部音樂會，但由于十年未演奏過外國作品，演出質量很低，不過這畢竟是十年來第一次演奏外國作品。隨著對外交往的增多，這種演出也有可能增多，周恩來再次專門要李德倫詳細介紹貝多芬的音樂。當李德倫談到《英雄》時，周恩來說：“貝多芬交響曲是好的嘛。拿破侖怎么了？拿破侖并不是那么壞嘛，他是雅各賓黨，是革命的嘛。拿破侖當皇帝，不是封建皇帝，是反封建的啊。他的那個拿破侖法，是徹底把封建特權鏟除了?！闭勗捄?，周恩來還要李德倫寫了一個關于貝多芬音樂的詳細材料，直接送到國務院（《李德倫傳》）。

1973年3月到9月，英國倫敦愛樂管弦樂團、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和美國費城交響樂團等世界一流交響樂團來中國演出，在閉關多年的“文革”確是引人注目的大事。雖然邀請他們來華演出，但中方規定來華演奏的曲目最終要由中方決定，實際上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決定。這些樂團對中國情況略有所知，所以節目中都有諸如 《黃河》、《紅色娘子軍》、《工農進行曲》等中國的革命曲目。費城交響樂團報來的演奏曲目中有貝多芬的《命運》，中方未表反對，但飛機快著陸時，中方突然要求一定要改奏 《田園》，只因江青又表示《命運》歌頌“宿命論”。

美國駐北京聯絡處政治部主任卜勵德(NicholasPlatt)知道這是江青的決定，不能改變，但他也知道，要讓費城樂團的著名指揮家、已經七十多歲的奧曼迪 (EugeneOrmandy)臨時更改曲目也不容易。但是，如果不能把《田園》列入節目單，演出可能將無限期推遲，對剛剛開始恢復接觸、文化交流剛剛起步的中美關系，負面影響極大。卜勵德急中生智，終于想出一個向奧曼迪解釋必須演奏《田園》的原因。飛機著陸后，他立即對奧曼迪說，中國的革命是一場農民革命，《田園》中描述的自然風光讓革命者感到熟悉和親切，第三樂章中的暴風雨是革命經歷的磨難的寫照，而第四樂章表達的歡快情緒正與革命勝利后的喜悅合拍，所以中方要求必須演奏此曲。他后來回憶說，“我知道一點中國革命史，不過這些解釋其實都是我急中生智臨時編出來的?！保s筱箐：“‘田園’對話‘黃河’——費城交響樂團跨越35年的訪華之旅”，2008年6月4日 《南方周末》）奧曼迪終于同意改奏《田園》，但費城樂團并沒有帶《田園》的樂譜，李德倫只得把中央樂團的樂譜借給他們使用。每個指揮都有自己的風格、習慣，都會在自己的樂譜上作不少記號，奧曼迪用李德倫的樂譜指揮，也是勉為其難。這些樂團的演出雖然做了公開報道，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公演”，因為并不公開售票，而是內部分配給一些單位。在那個年代，得票者必須“政治上可靠”。費城交響樂團在北京演出最后一場時，江青出席，以示“友好”，但意大利作曲家列斯皮基（Ot－torinoRespighi）的《羅馬的松樹》表現羅馬軍團進軍聲的聲響卻使她非常反感，她不滿地說：“這哪兒是松樹，松樹有這樣的嗎？”“松濤也沒有這樣響的呀？！”（《李德倫傳》）

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必將對國內文化“生態”產生某種影響。因此周恩來與江青等人的沖突也越來越直接、激烈，這在音樂領域也明顯反映出來。1973年的9月12日晚，周恩來、江青等陪同來訪的法國總統蓬皮杜出席專場文藝晚會，晚會結束時，外交部禮賓司經請示周恩來，將原擬奏樂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改為由李劫夫譜曲的《我們走在大路上》。李劫夫當時被指是林彪集團成員，因此江青當場大怒，責令參加文藝晚會演出的中國舞劇團作檢討。第二天，中國舞劇團領導寫信給江青，說明“總理指示”的經過。14日，江青就此寫了一封長信給張春橋、姚文元和吳德，提出：“在這樣的場合下犯這樣的錯誤，實在令人氣憤”，“這是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為”。

10月，為中央樂團赴日演出事宜，雙方又發生直接沖突。中央樂團應日本民間對華友好社團 “日中文化交流協會”邀請，原定11月赴日演出，以展示“文革”成果?！叭罩形幕涣鲄f會”是民間團體，故提出只能接待80人左右的樂隊和獨唱演員，周恩來表示尊重日方要求。但江青等人則提出，如果只去樂隊，便只能演奏鋼琴協奏曲《黃河》和一些獨唱節目，而無法上演有合唱的交響樂《沙家浜》和《毛主席詩詞五首》，因此堅持要帶上合唱隊，人數起碼要130人以上。由于日方表示接待有困難，中央樂團訪日只能延期。對此周恩來非常氣憤，他在有關材料上這樣批示江青、姚文元等：“這件事很值得我們深思”，“以后當引以為戒”，表示我有關方面已向日方道歉，并強調樂團訪日的規模大小、時間長短都應適合日方的要求，兩國團體友好往來和外交不同，要照顧一點?！八麄冋J為去的樂隊只能是小型的，我們非大型不可，這不是強加于人嗎？”“我們完全不為對方設想，只一廂情愿地要人家接受我們要求，這不是大國沙文主義是什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

同月，“對外友協”準備邀請兩位土耳其音樂家，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和一位鋼琴家月底來華訪問，作為土耳其國慶五十周年兩國文化交流一部分?！皩ν庥褏f”在其委托李德倫審查演奏曲目的上報材料中說：“兩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作品屬于歐洲器樂獨奏音樂會上經常演出的‘古典音樂’曲目，這些樂曲大都沒有什么深刻的社會內容，也沒有具體的情節和標題，僅僅表現作者某種情緒的變換和對比，音樂一般來講還比較健康明朗?！边@份報告經外交部亞洲司和國務院文化組幾位負責人會簽后上報中央，周恩來、王洪文、葉劍英、李德生、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紀登奎、吳德、華國鋒及在京其他政治局委員依次圈閱，表示同意。

但是，姚文元同時在材料上還寫了一個“注”：“無標題音樂是否僅僅是表現某種情緒變換、對比而無社會內容？這個理論問題還可以研究一下?！苯鄬σξ脑恕白ⅰ庇钟幸欢闻荆骸巴馕脑镜囊庖?，舒曼，特別是勃拉姆斯的音樂聽起來像哭，有的晦澀難懂，像發神經病似的。不能脫離階級立場空談 ‘沒有什么深刻的社會內容’?！焙髞碛旨优骸坝袠祟}音樂他們也可以完全脫離標題亂奏一通，例如費城交響樂團演奏的 《羅馬的松樹》。李德倫同志應為中央提供正確的材料參考，不要使我們上當?！睆埓簶蝰R上加批：“同意江青、文元同志批注。中央樂團不但應向中央作正確介紹，而且應當考慮如何向群眾作正確介紹?！?0月25日，李德倫在巨大壓力下給江青寫檢討信，對自己作了“上綱上線”的批評。這樣，“對外友協”不能不再向中央打補充請求報告，經外交部正、副部長閱后，再由國務院“文化組”負責人會簽重報中央。10月29日，周恩來批示，現在兩位音樂家已趕不上土耳其國慶期間來華，“11月是否愿意來，需與土方商談再定”。

這兩位土耳其音樂家絕想不到自己的訪華演出竟會如此復雜、甚至引發了中國最高領導層的一場政治風波，所以當“對外友協”與他們商量是否同意延期訪華時，他們仍欣然表示同意。于是“對外友協”只能第三次打報告，又經層層批準，報到中央。11月16日，周恩來再次批示：“有關演出節目的曲目簡介，李德倫同志已分送春橋、江青、文元同志，請予審閱。本件擬同意，現送洪文、康生（暫不送）、劍英、德生、春橋、文元同志核閱。退外交部?！保ā独畹聜悅鳌罚┑嘁娫摷笤?1月18日批道：“建議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團體，其后果是嚴重的！”第二天，即11月19日，此時處境非常困難的周恩來還是軟中帶硬地針對江青的批示再作批示：“今后應盡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選擇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調查清楚，避免請來我無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內情的文藝團體?！保ā吨芏鱽砟曜V（1949－1976）》下）

周恩來的處境之所以越來越困難是因為11月17日，“毛澤東依據不可靠匯報，誤認為周恩來在與基辛格會談中說了錯話。今日，周恩來和外交部負責人及其他有關人員到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談了對不久前中美會談的一些看法，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他的意見?！碑斖?，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皶?，江青斥責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周恩來起而與之爭辯。11月18日，周恩來兩次向毛澤東書面報告政治局會議情況，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薄?1月21日至12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的所謂‘錯誤’。會上，江青等人對周恩來和葉劍英進行圍攻，斥責此次中美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周恩來違心地作了檢查?！保ā吨芏鱽砟曜V（1949－1976）》下）

就在周恩來被政治局開會批評的情況下，12月7日北京民族文化宮禮堂召開了首都文藝界群眾大會，傳達江青的批示，批判“資產階級無標題音樂泛濫”。會議主持人說：“這是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斗爭的問題”，“不要認為是個別人心血來潮，偶然提到、無關緊要，而是要肅清流毒的問題”，“一定要揭示出這種思想的實質和目的是什么，講這種話的人代表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抽掉階級的人性論”，并說邀請外國音樂家來華演出是 “開門揖盜”。12月25日到30日，又在天津召開全國各省市文化局干部和部分音樂界人士參加的大會，這次連開五天的會議有110人參加，主題仍是貫徹江青指示和批判“無標題音樂”。主持人說，江青批示“對整個文學藝術領域都有重要而深刻的意義”，“對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是很及時、很必要、很重要的”。批判提倡“無標題音樂”是“替文藝黑線翻案”，“有的人懷著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公開跳出來，非常囂張”，“某些人崇洋思想抬頭，對外國資產階級文化滲透喪失警惕，相當嚴重”。批判矛頭直指周恩來（《李德倫傳》）。在這種情況下，1973年周恩來與來訪的加拿大總理特魯多（PierreElliottTrudeau）商定的翌年溫哥華交響樂團訪華演出被迫取消。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