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曹操翻案”的背后

1959年初，史學界、文學界突然掀起沸沸揚揚的“為曹操翻案”之風，歷經“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史學革命”、“批判帝王將相”等一系列大小不等的運動之后，此番 “為曹操翻案”，即“文史界”公然為一位“帝王將相”評功論好，絕非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來頭、大有深意。郭沫若的歷史劇《蔡文姬》及《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則是其中的代表作。因為一些年來，毛澤東陸續發表了一系列對于曹操的看法，明確提出要為曹翻案?？偰堋暗蔑L氣之先”的郭沫若，自然積極響應。

一

1952年毛澤東讀 《南史·韋睿傳》時，稱贊梁武帝部將韋睿智勇雙全，并就韋睿筑城御敵時所云 “為將當有怯時”，批曰：“此曹操語。夏侯淵不聽曹公此語，故致軍敗身殲”。（張貽玖：《毛澤東讀史》，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曹操是個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個了不起的詩人”，“曹操統一中國北方，創立魏國。那時黃河流域是全國的中心地區。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些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這么寫，戲里這么演，老百姓這么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所制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他還特意給女兒李敏、李訥寫信說：“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一帶是曹孟德到過的地方。他不僅是政治家，也是詩人。他的碣石詩是有名的?！保悤x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廣東人民出版社）1958年12月，毛澤東讀《三國志集解》中盧弼對《讓縣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時，針對盧弼對曹操的指責寫了這樣一段批語：“此篇注文，貼了魏武不少大字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李太白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藶榻??！保ā睹珴蓶|讀史》）

從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親人的談話、書信以及自己的讀書眉批中可以看出，他對曹操的看法非?！罢妗?，但這畢竟還只是尚未公開的個人看法。當這種看法頻頻出現在他的公開報告、演講、談話和批示中時，領袖的個人觀點自然成為國家的主導話語。

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在與《人民日報社》負責人談話時說：“歷史上說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義。其實，曹操不壞。當時曹操是代表進步一方的，漢是沒落的?！保ㄖ泄仓醒胛墨I研究室編：《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據翻譯李越然回憶，1957年的11月2日，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將胡喬木、郭沫若等召來共進晚餐，興致勃勃地與郭沫若縱論三國歷史時說：“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謀，可曹操這個人也不簡單。唱戲總是把他扮成個大白臉，其實冤枉。這個人很了不起?！保ɡ钤饺唬骸锻饨晃枧_上的新中國領袖》，解放軍出版社）

“大躍進”時期，毛澤東對曹操的公開贊揚更多。1958年11月初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他在會上講話中專門說道：“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保ㄖ泄仓醒胛墨I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陶魯笳回憶，11月20日上午，毛澤東召集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在武漢座談，他們都以為要座談的內容是預定在第二天，即11月21日開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相繼召開六中全會的問題。誰也沒有料到，當他們坐定后，毛澤東一開頭卻說：“今天找你們來談談陳壽的《三國志》?！彼麖娬{：“《三國演義》是把曹操看作奸臣來描寫的；而《三國志》是把曹操看作歷史上的正面人物來敘述的，而且說曹操是天下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墒且驗椤度龂萘x》又通俗又生動，所以看的人多，加上舊戲上演三國戲都是按《三國演義》為藍本編造的，所以曹操在舊戲舞臺上就是一個白臉奸臣。這一點可以說在我國是婦孺皆知的?！闭f到此，毛澤東憤憤不平地說：“現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凡是錯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這個冤案要翻”。在陶的記憶中，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毛澤東一直在精讀《三國志》，并反反復復向黨的高級干部推薦《三國志》中的曹操。（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中央文獻出版社）其實，上海會議后毛澤東仍說起曹操，在1959年夏天召開的 “廬山會議”，毛澤東就談到了曹操。這時郭沫若、翦伯贊等為曹操翻案的戲和文章已發表數月，所以毛澤東在8月11日嚴厲批判彭德懷及其“俱樂部”的講話中說：“秦始皇不是被罵了2000年嘛，現在又恢復名譽；曹操被罵了1000多年，現在也恢復名譽；紂王被罵了3000年了?！保ɡ钿J：《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版）

二

由于毛澤東再三再四地提出要為曹操 “翻案”，郭沫若自然積極響應。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報》發表郭沫若 《談蔡文姬的 〈胡笳十八拍〉》一文，認為：“曹操對于民族的貢獻是應該作高度評價的，他應該被稱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來所謂‘正統’觀念確定了之后，這位杰出的歷史人物卻蒙受了不白之冤。自 《三國志演義》風行以后，更差不多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把曹操當成壞人，當成一個粉臉的奸臣，實在是歷史上的一大歪曲?！?

為了消除《三國演義》的影響，他也想以通俗的戲劇形式為曹翻案。1959年2月初，郭沫若終于寫完了歷史劇《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報》連載；幾乎同時，3月23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替曹操翻案》一文。在這些文章和戲劇中，他熱情謳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引發了對曹操翻案的熱烈爭論。一時間，文史學界出現了討論“為曹操翻案”的熱潮，如翦伯贊也發表了《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的論文。

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長篇文章中，郭沫若對曹操作了系統的辯護和“翻案”。他肯定“曹操對于民族的發展和文化的發展有大的貢獻”，認為“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而這是不公平的?！捌渌援a生這種不公平或者使曹操特別遭受歪曲的最主要原因不能不歸之于正統觀念的統治?！彼麛嘌裕骸傲_貫中寫《三國演義》時，他是根據封建意識來評價三國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據他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來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們的意識不同了，真是‘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了！羅貫中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就成了問題，因而《三國演義》的藝術真實性也就失掉了基礎?！逼渲行挠^點是：“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員，在今天，要替他恢復名譽”。他引用了1957年發表的毛澤東的詞 《浪淘沙·北戴河》，因為毛澤東在詞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之句，肯定了曹操，所以郭沫若寫道：“毛主席在寫詞時因種種客觀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東征烏桓，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彼J為曹操雖然鎮壓了黃巾軍但卻承繼了黃巾軍的事業，平定烏桓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反侵略戰爭……對曹操的殺人，他也辯解說：“當然曹操是殺過人的，不僅打仗要殺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觸的人他也殺過。大家喜歡指責他殺了孔融 （建安七子中的一子）?？兹谑强追蜃拥暮笕?，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張，其實都是相當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說 ‘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痹诠艨磥?，不僅與曹操的法令“相抵觸的人”該殺，而且性情和主張的“乖僻”竟也能成為應當被殺的理由！在文章最后，郭沫若提出不僅要替曹操翻案，還要替殷紂王、秦始皇翻案：“總之，我們今天要從新的觀點來追求歷史的真實性，替曹操翻案；而且還須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歷史人物，如殷紂王，如秦始皇，翻案?！迸c毛澤東的原話幾乎完全一樣。此時郭氏不僅提出要為曹操翻案，還提出要為他在1949年以前作為暴君批判的秦始皇翻案。此中意義，不言自明。

《蔡文姬》說的是曹操從匈奴贖回蔡文姬的故事，對寫這出歷史劇的目的，郭沫若明確說道：“我寫《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彼J為鎮壓黃巾軍農民起義確是曹操的錯誤，但“曹操雖然打了黃巾，并沒有違背黃巾起義的目的”。而且，對曹操讓其子曹丕稱帝之事，郭沫若也認為：“曹丕稱帝后建元‘黃初’，這當然有五行說的含義，和譙縣出現過所謂黃龍有關，但和‘黃天當立’不也有一脈相通的氣息嗎？因此，我說‘曹操雖然是攻打黃巾起家的，但我們可以說他是承繼了黃巾運動?！辈懿僭跍蕚淦鸨炊繒r曾和工人一起打刀，郭沫若也贊揚說：“我是特別重視這件事的。因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識分子就能夠重視體力勞動，實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請想想看吧，我們今天有些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在一年七八個月以前，不是都還在輕視體力勞動，看不起勞動人民嗎？”（郭沫若：“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曹操在劇中被塑造成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大公無私的人民領袖，國家在他治理之下呈現出一派太平景象。郭沫若借劇中人之口反復頌揚道：“曹丞相愛兵如命，視民如傷”，“曹丞相為人是滿好的。別人都說他很厲害，其實他非常平易近人?！眲≈羞€有一個場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邊縫補被面，一邊對曹操說：“這條被面真是經用呵。算來用了十年了，補補縫縫，已經打了好幾個大補釘?！辈懿僬f：“補丁愈多愈好，冬天厚實，夏天去了棉絮，當被單蓋，剛合適?！北迨险f：“你真會打算?！辈懿賹υ唬骸疤煜氯撕枚喽歼€沒被蓋，有被蓋已經是天大的幸福了?！?

1959年正值大辦 “人民公社”，《蔡文姬》中也將曹操當年的“屯田”比附稱贊。最初在《羊城晚報》發表的劇本中，還有男女農民齊唱 “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團圓了！團圓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誰最好，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郭沫若：《蔡文姬》，1959年4月15日《羊城晚報》）劇中最后一幕原有“賀圣朝”一詩，以“天地再造呵日月重光”，“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萬民樂業呵四海安康”，“哲人如天呵鳳翥龍翔，天下為公呵重見陶唐”等詞句歌頌曹操，北京人藝的導演在排演過程中感到“賀圣朝”是以曹操為主，與劇名“蔡文姬”太不相協，與郭沫若商量后經田漢潤色，將其修改成為以贊美蔡文姬為主的“重睹芳華”。（歐陽山尊：《從“賀圣朝”到“重睹芳華”》，1959年5月24日《文匯報》）

郭沫若在發表的為曹操翻案的文章中還以一種奇怪的邏輯“論證”說：“曹操雖然是攻打黃巾起家的，但我們可以說他是承繼了黃巾運動，把這一運動組織化了?！保ü簦骸墩劜涛募У摹春帐伺摹怠?，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報》。）有趣的是，此時《蔡文姬》的演定本中最后一句是眾人齊呼：“祝魏王與王后千秋萬歲，萬歲千秋！”（郭沫若：《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60頁）但在1978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沫若劇作選》時，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早已被粉碎，郭沫若也將此句改為：“祝魏王與王妃千秋萬歲，萬歲千秋！”“后”改為“妃”，此時這一字之易，卻也從側面說明為曹操翻案的意旨所在，頗堪玩味。

郭沫若寫道，自己幼時發蒙讀過《三字經》，早就接觸到 “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但并沒有想到六十多年后卻把蔡文姬戲劇化。他承認：“我不想否認，我寫這個劇本是把我自己的經驗化了在里面?！彼摹恫涛募А贰坝幸淮蟀胧钦娴?。其中有不少關于我的感情的東西，也有不少關于我的生活的東西。不說，想來讀者也一定會覺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過類似的經歷，相近的感情?！笨梢哉f，“蔡文姬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保ü簦骸啊恫涛募А沸颉?，文物出版社1959年）

或許，確有種種類似的經歷、相近的感情，但郭氏想表現的最重要的經歷、最重要的感情還是蔡文姬興奮地對曹操歌功頌德：“我自從回到漢朝，經過長安來到鄴下，一路之上，我所看到的都是太平景象，真叫我興奮。我活了三十一年，這還是第一次看到的。曹丞相對我的這番心意，我是越來越能領會了。我該做些什么事情來報答他呢？”同時，為自己一直沉溺在個人悲歡中向曹操深深懺悔說：“我只沉淪于自己的悲哀，沒有余暇顧及別人。我真是萬分有罪?！薄拔乙刂莆易约?，要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辈踢€感激曹操使自己擺脫了一己的悲痛，現在“我覺也能睡，飯也能吃了。我完全變成了一個新人?！边@完完全全全是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語言。

郭氏坦承，寫《蔡文姬》的目的就是要為曹操翻案，是為了表現 “蔡文姬”們經過一番思想改造被曹操 “拯救”成為“新人”：“從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偉大。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事實上被曹操拯救了的不止她一個人，而她可以作為一個典型?！保ü簦骸墩劜涛募У摹春帐伺摹怠罚?

《蔡文姬》上演后，媒體上自然是好評如潮。不過，羅瑞卿大將的女兒羅點點回憶說，這出戲先在中南海懷仁堂上演，她當時還不到10歲，當然無法理解劇情、更無法理解對復雜歷史人物的評價，但她記得：“散戲之后，大家正在退場，一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的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敃r康生也在場，我看到包括他在內的許多人都笑了。毫無疑問，當時那位將軍和他周圍的人都是非?！约喝恕?，康生是非常權威的革命理論家。我不記得郭沫若先生當時是否在場，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里，對我的判斷力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竟然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一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保_點點：《紅色家庭檔案》，南海出版公司）她的記憶大體不錯，開玩笑的那位將軍是陳賡大將，郭沫若不僅在場，而且“玩笑”正是當面對他而開：“看戲之后，大將陳賡在休息室中看見郭沫若，郭請他談及對該劇的看法，陳賡說：‘我看曹操可以填寫一張申請入黨的登記表了，郭老可以做介紹人嘛?！犝邿o不哄堂大笑?！保ā瓣愘s傳”編寫組：《陳賡傳》，當代中國出版社）真不知郭沫若面對如此玩笑和哄堂大笑反應如何，或會有些許尷尬罷。此雖細節，卻也耐人尋味：如果郭真是非?！白约喝恕?、在黨內真正位高權重，以陳賡性格的幽默灑脫或仍有可能開此玩笑，但周圍的聽者敢不敢哄堂大笑還真說不準；即便周圍人真敢“哄堂大笑”，《陳賡傳》會不會記述此事，則更說不準了。

三

不幸的是，主張為曹操翻案、頌揚曹操專斷的史學家幾年后卻未能幸免“文革”狂暴的迫害?！拔母铩币婚_始，翦伯贊就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揪出，受盡凌辱之后于1968年夫妻雙雙被迫害致死。郭沫若也受到外人不知的巨大壓力，被迫宣布應把自己過去的作品統統燒掉。但對他來說，更殘酷的打擊接踵而來。

1967年，他的第9個孩子郭民英自殺身亡。出生于1944年的郭民英在1964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為了學習，曾將當時極為罕見的錄音機帶到宿舍，此時已經開始“狠抓階級斗爭”、“反修防修”，一個同學便寫信給毛澤東，告發說這是“精神貴族”的表現，“資產階級思想給了我院師生以極深刻的影響”，“有些人迷戀西洋音樂，輕視民族音樂，對音樂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有抵觸情緒”。這封信刊登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1964年9月16日編印的《群眾反映》第79期上。毛澤東早就認為文藝界問題嚴重，在1963年12月嚴厲批評說：“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所以他對此信做出批示，贊同寫信者的意見（同上，第11冊）。此事給郭民英，也給郭沫若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以后郭民英學習一直不順，第二年便從音樂學院退學，郭沫若將他送入解放軍，希望他在這所 “毛澤東思想大學?！?、“革命大熔爐”中改造鍛煉。但“文革”開始，性格孤傲，也就是類似于郭沫若說孔融性格的“乖僻”的郭民英更為這“時代氛圍”所不容，終于自殺身亡。

就在第二年，郭沫若的第8個孩子郭世英也不幸被迫害身亡。出生于1942年的郭世英在1962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好學深思的郭世英絕不趨時從眾，他和幾個同樣喜歡獨立思考的同學組織了一個“X小組”，對當時被視為絕對正確、絲毫不能懷疑的一些思想禁區進行思考、探索：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斗爭？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怎樣看待 “個人崇拜”、“個人迷信”……這些探討在當時不僅是與“法令相抵觸”的，更是“大逆不道”。他們的探索很快為公安保衛部門所偵破，1963年，夏郭世英的問題被定為“敵我矛盾”，由周恩來出面過問改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以“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之名下放到河南農場勞動改造。1965年秋，郭世英回到北京，進入北京農業大學學習農業。1968年春，“文革”按照“最高指示”的“偉大戰略部署”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有如此前科的郭世英自然要被“清理”。4月19日，他被北京農大的紅衛兵關押，26日便被殘酷迫害致死。

一位古稀老人，一年之內痛失兩愛子，白發人送黑發人，天底下還有比這更殘酷的打擊嗎？錐心之痛豈可言說！此時，悲痛萬分的郭沫若可曾想起自己幾年前對孔融因性格“孤僻”就應當被殺的評說？可曾想起自己幾年前對曹操那種 “和他的法令相抵觸的人他也殺過”的辯解？……當然，人們無從知道這位老人此時此刻的所思所想，但從此刻起，他開始用毛筆一筆一劃、工工整整地抄寫愛子郭世英的日記，一共抄了八大冊，直到去世，都置于案頭。其中，蘊含著怎樣的拳拳之心，蘊含著怎樣巨大的悲痛??！

歷史劇于郭氏絕非 “發思古之幽情”，從來都有鮮明的現實政治意義。當年的《屈原》是反專制之作，而此時的“蔡文姬”則為“曹操”歌功頌德，并為自己曾有過的“個人主義”向“曹操”懺悔。為曹操翻案的復雜、深刻背景值得分析之處很多很多：歷史人物的歷史定位本應是學術問題，但曹操的歷史定位卻為何有如此直接、復雜的政治因素？當與法令“相抵觸”甚至性格“相當乖僻”都能堂而皇之地成為應當被殺的“理由”，包括辯護者在內的個人的基本權利還有何保障？在這種政治背景下為曹操、殷紂王、秦始皇的“翻案”與后來政治形勢一直惡性發展到“文革”的程度有什么樣直接間接的關系？……在在均應引起深思。這樣，歷史才不會“白費”。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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