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權背后的責任

11:18

2010-02-08

柳紅

2010年1月26-27日在香格里拉召開了《發展與轉型中的制度暨吳敬璉教授80歲生日國際研討會》，我沒有參加，隨后收到吳敬璉老師夫人托薛小和帶給我的會議資料，其中有已耳聞的吳曉波所寫《吳敬璉傳》。會前會后都有人打電話來說，這本傳和我九年前所寫有很多雷同之處。對此，我并沒有在意。恰恰相反，去年10月，斷斷續續地聽說吳曉波在寫吳敬璉傳，我由衷地高興。人物傳記可以有多種版本，每個版本都可以從新的角度，依據新的史料對傳主進行挖掘，為歷史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間。但是當我仔細翻閱這本《吳敬璉傳》后，我震驚了，引發很多聯想。

一

傳記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史學的原則當然也是寫傳記的原則。傳記的對象可以是大人物，也可以是小人物；可以在歷史上起大作用，也可以起小作用；可以有正面的歷史地位，也可以有負面的歷史地位。但是，無論是數百頁的傳記，還是言簡意賅的墓志銘，都要建立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上，經得起推敲。

2002年1月，在中國首次出版的當代中國經濟學家學術評傳中，吳敬璉一本是我所寫。從1998年做吳敬璉的研究助手起，我們就開始了回憶錄的口述整理，那是一個沒有時間表的工作。之后，吳敬璉評傳的寫作任務意外地落在了我的身上。雖然那時的我在學識上、知識面上、思想上都相當幼稚，但是，畢竟懂得要遵循做傳寫史的原則。

第一個問題：寫一本傳記至少要花多少時間？吳曉波是高產、豐收作家。僅最近三年就出版了：《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上、下）（2007、2008年），《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上）（2009）。在《吳敬璉傳》的緣起部分，他寫出來他所用的時間：2009年8-9月間，對吳敬璉做過6次采訪，每次3個多小時。2009年10月，梁小民老師曾告訴我，吳曉波對吳敬璉做了20小時采訪，為他寫傳記。我大概說過，20小時寫不了傳記的話。然而，事實是，在他采訪之后短短3個月時間，傳記不僅寫出來了，而且出版了。而從媒體上看到，3個月間，吳曉波并非專事寫作，還有其他事務。我以為，寫一位有80年人生的經濟學家傳記，在十分熟悉他的著作思想、生活為人，在與傳主有深交的前提下，專心致志也起碼所花時間要以年計。如果我是吳曉波，我沒有膽量向人們宣稱所用時間之少，因為這實為羞恥之事。

第二個問題，與傳主有關的人大都健在，豈能不做采訪？在后記中，吳曉波感謝了一些與他本人相關的人，包括幾位助理；提及：“在書中我參考了《吳敬璉》和《我和爸爸吳敬璉》兩書中的部分內容，感謝柳紅和吳曉蓮?！背藢蔷喘I做過20多個小時的采訪外，未見提及對任何一位吳敬璉的故舊、家人、同學，經濟所或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同事、博士研究生、課題組成員等等做過采訪。想當初，我認真做了采訪：首先是吳敬璉的家人，他的大姐吳敬瑗、大姐夫唐志鏞、二姐吳敬瑜，以及他的女兒吳曉蓮和吳曉蘭；其次是吳敬璉的同學、同事、朋友、與父輩熟識或共過事的人：周叔蓮、趙人偉、榮敬本、薛小和、張春霖、張軍擴、石小敏、張鈺、黃范章、烏家培、胡敏、張卓元、趙筠秋、賀菊煌、李劍閣、陸學藝、姚介厚、袁中良等，還有魏加寧、華貽方、金吾倫、張志雄、劉琦巖、范世濤、王則柯、李紹光、李瑞等；第三是吳敬璉夫人周南的同事寇老師、萱老師、盧樂山教授等等。如果我是吳曉波，至少我要采訪柳紅，從那里尋求更寬廣的探討。據說梁小民老師給過他這個建議。

第三個問題，如何求證？從2008年12月到2009年12月，我在《經濟觀察報》上寫專欄《那些人與事》，寫的是經濟學家在1980年代參與中國經濟改革的故事。這個過程讓我深刻體會到：小心求證的重要。人有選擇性記憶，有記憶失誤，有遺忘。有時為一個情節，幾個受訪者有幾種說法，且每一位都言之鑿鑿。怎么判別？由此，我對唐德剛先生所說 “口述史并不是對方說什么我就記什么，還要查大量的資料來校正他們，”體會甚深。而在吳曉波的《吳敬璉傳》中，似乎看不到他求證的心血和痕跡。

第四，研究傳主思想及來源，給予恰當的歷史地位。做傳主思想研究時，還要對大歷史背景，同代人以及前輩的思想做研究。我的體會是，第一手和第二、三手資料的質感完全不同。為此，我曾充分利用北京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社科院經濟所圖書館，甚至關于吳敬璉外祖父參加保路運動史借用了四川的大學圖書館資料。這是一個走進的過程，找感覺的過程。曾經，對我筆下有的經濟學家有成見，而當我走近他們，卻有了全然不同的發現和了解，方知自己的淺薄。寫史者，必須有開放的思維，不以一己之見，近此遠彼。

二

1990年代以后，吳敬璉無疑是中國最有影響、知名度最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他的持續影響力已經20年了，這在世界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是中國這個轉型國家的一個獨特現象。吳敬璉現象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需要探討和解讀的，我從來沒有放棄過這個方向的思考。

2002年我撰寫的《吳敬璉》評傳出版后，我有很多遺憾，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遺憾在不斷地加重。第一，對大時代把握不夠；第二，對傳主在歷史上的確切地位和貢獻占有資料不夠全面，因此影響了判斷和評價；第三，缺少個性深層分析等等。與此同時，也聽到了批評意見，比如夸大了吳敬璉在確認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問題上的作用等等。另外，我也看到，吳敬璉孜孜以求，為改革事業盡心竭力，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進取。所以，我在2005-2006年，對原書做了一次修訂，將受限制的某些歷史和人物作了如實地呈現；補充了一些問題；吸取了聽到的意見，增加了歷史背景和較細致的腳注。然而當書稿發給三聯出版社的編輯還差一點結尾時，兒子病危，一切擱置。之后是經歷喪子之痛。以及個人生活發生變化，我辭去了吳敬璉的研究助手工作。今天，我慶幸我的傳記修訂版當時放下了。為什么這么說呢？那是緣于我過去一年多的經歷。

為《經濟觀察報》寫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那些人與事》專欄時，我大約采訪了60位經濟學家，其中一些是數次采訪。曾遇到這樣一件事，是在寫《經濟研究》的轉型時，從一位受訪者的講述中受到啟發，我提出采訪另一位當事人。沒想到，幾天后他們雖然告訴我可以去約了，但同時也告訴我，人家聽說是柳紅，便說看過我寫的《吳敬璉》，對其中的一段歷史有意見。我趕緊給趙人偉老師打電話詢問，報出這位前輩的名字。趙老師一聽便知，“他是指1956年向科學進軍的事?！彼芨锌骸鞍?，政治運動啊，造成了多少恩怨！”所謂“向科學進軍”風波，是在經濟所團支部和黨支部之間發生的分歧和斗爭。在這場爭論中，最終是團支部“獲勝”。黨支部負責人被打成了“反黨分子”和“右派分子”。吳敬璉、烏家培、周叔蓮、黃范章、張卓元都跟我講過，我也收集了當年《中國青年》雜志上的爭論文章，原以為，對這段歷史沒有疑問了，從沒有人告訴我團支部中也有青年因為靠近黨支部，而被開除團籍，下放外地。對我有意見者，便是當年團支部中受貶抑的這一位。這令我十分不安。

我同經濟所另一位老經濟學家談及此，他非常尖銳地向我指出：“有對立面時，一定要采訪對立面。不能只聽一面?！贝送?，還告訴我《吳敬璉》中另外三處問題：比如關于皇甫平的文章發表等。他說書中所寫不是事實，當事人還在，人家提出來了。這樣嚴肅的問題著實讓我三思。深感寫史做傳非同小可，需盡心竭力，耳聽八方。

三

傳記無非兩類，一類自傳；另一類由他人寫傳。在他人寫的傳中，又分：一，傳主作古，后人依賴史料來寫；二，傳主在世，卻完全不知情地被寫；三，寫手和傳主合作，一起推動。吳曉波所寫的傳屬于最后這種情況。顯然他是經過吳敬璉首肯，并提供內容參與修改的。于是，我不由得想到這樣的問題：這樣快速地推出傳記，無論是從市場呼喚的角度，還是從心靈呼喚的角度，都給人以粗糙、倉促的感覺，繼續和強化了“快餐”傳記。

下轉40版

上接38版

　　如果講市場呼喚，中國真的需要好的傳記?，F在的傳記市場，范圍不可謂不廣，古今中外的主要人物傳記都可找到，但是，重復的多，綜合他人的多，淺嘗輒止的多，真正用新的歷史視角，基于更深挖掘的資料，包含深入分析的傳記并不多見。這里我想記下我參與《紐約時報》寫吳敬璉人物小傳的過程。那是2009年1月我在維也納，接到《紐約時報》記者邀請做電話訪問。顯然，他們準備得很細致，我有問必答。沒想到當我回北京后，訪問又進行了三次，有面對面的，有通過長途電話的。其間，他們告訴我采訪了吳敬璉數次，以及不少中國經濟學家，聽到了截然不同的聲音。為此，他們反復求證，得出自己的判斷。直到2009年9月，我接到電話，還是他們，繼續在問“為什么？”。我驚嘆，怎么快一年了，文章還沒寫出來。一份報紙的人物寫作，竟然較真細致到如此地步，真讓我見識了《紐約時報》的作風。

如今，吳敬璉譽滿天下，年屆80，撰寫和出版新傳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吳曉波的這本《吳敬璉傳》顯然沒能起到應有的作用。至少，寫吳敬璉傳，要觸及三個問題：第一，他是經濟學家，涉及思想范疇，需發掘思想演變和形成特征，做出新的貢獻；第二，傳主的思想局限性是什么，需要認真探討；第三，吳敬璉是活到老、學到老、努力到老的人，傳記雖然寫過去，不是未來，但是，應該讓人們讀出對未來的關注。在傳主和作者合作時，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問題。而吳曉波的《吳敬璉傳》在這三大問題上的缺失是顯而易見的。而它間接地反映了傳主的局限性。

如果講心靈呼喚，不論是傳主還是寫手，都應該具有強烈的歷史責任和道德感，因為傳主已經是一個歷史和時代的符號；這本傳記本身已經超越個人，應該是作者與傳主心靈、時代和讀者的交融，讓讀者解讀出在傳主的生平學術貢獻背后更深層的東西。一個優秀的傳記還應該具有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

每一個歷史人物都有他的局限性，而不應該是簡單的肯定和譽美。我過去所寫的評傳，顯然沒有達到這個境界。遺憾的是，事隔八年，在傳主和新的作者合作中，看不到明顯的覺悟和突破。我印象中的吳敬璉，愛惜名譽有如生命。然而，這一次組合推動傳記出版，給人留下諸多疑問。

四

以吳敬璉的名望，吳曉波的文名，兩個人的合作使他們的話語權得以空前放大。要知道，具備這種擴大的話語權，在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中也是很稀罕的。所以，他們更應該把這種放大的話語權當作壓力、機會和鞭策。因為，話語權背后實實在在地是一種歷史責任。

當前，在經濟和物質資源的分配上，兩極分化。其實，還有精神資源分配上的兩極分化。其中，話語權是一種重要的精神資源。在一個成熟的社會里，人人都有發言權，或者代語權。話語資源的分配相當均衡，難以壟斷。知識分子，特別是公共知識分子與話語資源的關系至深，應該懂得維持話語權的獨立性、批評性、公正性。遺憾的是，在中國擁有話語權的人和他們本身應該具備和擔當的道德和歷史責任常常是失衡的。

經濟學家，不同于一般的人文科學家，在中國尤其如此，他們可以直接和間接地影響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影響經濟的運行和制度的演進，與國計民生、民間疾苦息息相關。所以，經濟學家本身對歷史和道德的責任無疑應該更為強烈。

幾年前我做過吳敬璉回憶錄的口述實錄?？戳诉@本吳曉波的《吳敬璉傳》，我期待吳敬璉回憶錄早日問世，顯現出他超越自己，推動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的歷史智慧和歷史勇氣。其中，也包括對自己人生道路所進行的批評和反省。

柳紅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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