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單項推進，還是整體配套

自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后，改革的市場化取向已成當時的共識，然而，市場化的改革到底該走怎樣的路徑，如何在公有制條件下引入市場機制，卻成了接下來的爭論焦點。在《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有一句綱領性的文字是：“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而價格體系的改革則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蹦敲?，“中心”與“關鍵”有沒有先后，如果有，又是誰更優先？《決定》沒有明確定義。由此為分野，在中央決策層仍然存在著很不相同的見解，相對應地，理論界就形成了兩個針鋒相對的流派，一個是“企業主體改革派”，一個是“整體協調改革派”，兩派觀點各有出入，一時形成了混戰之勢。

雙方主將，一是厲以寧，一是吳敬璉。

一

在中國經濟學家中，厲以寧是最早提出企業改革必須走股份制道路的人之一，因此，他被稱為“厲股份”。早在1980年4月，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與國家勞動總局聯合召開的勞動工資座談會上，他就提出應該用“新型所有制”——股份制，取代傳統國有制。在設計改革總體思路時，厲以寧認為，應以企業制度的改革為主線。

1986年3月，國務院主要負責人提出“價稅財”配套改革的方案，并責成建立經濟改革方案設計辦公室，負責價稅財配套改革的方案設計。4月，厲以寧明確提出反對當時擬議中的價格改革，主要的理由有三個：第一，中國當前所面臨的不是市場均衡體系，企業仍不是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價格機制扭曲，市場體系和功能均不健全，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從而導致商品短缺，因此，設計未來的改革方案，不能以價格為突破口。商品價格以生產要素為基礎，生產要素的價格又以所有制為基礎，因而價格說到底，是市場當事人之間轉讓所有權的交易條件，沒有有效的所有制結構，就不可能有對企業和消費者都有效的財產權利關系的約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價格體系。第二，在短缺經濟中存在較多的數量配額的條件下，力圖以放開價格來自己經濟趨于穩定增長是不現實的，這一點已為東歐改革實踐和西方經濟運行事實多次證明；第三，商品經濟下的價格制度，與其說是中央政府放給企業的，還不如說是企業真正成為商品生產者之后自我創造出來的。

因此在厲以寧看來，市場定價制度的實現，只能是企業改革的歸宿，而不是企業改革的突破口。作為全部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必然是企業制度本身的重新改造，即“建立真正自負盈虧的全民所有制企業”。

由這些論述可見，厲以寧的“非均衡理論”與他對股份制的倡導是互為犄角、自成體系的，有著內在的理論邏輯。

在清晰地闡述了自己觀點之后，厲以寧接著說明了企業改革的具體辦法，那就是通過“先包后股”、“先股后包”、“又股又包”或“只股不包”等辦法，把企業改造為“真正自負盈虧的公有制企業”。到了之后的1988年，他所領導的北京大學課題組向國家體改委提交了一份《1988-1995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綱要》，提出了更明確的改革時間表，建議改革的首要任務是用八年左右的時間，明確企業產權關系，實現企業的公司化。

二

在支持整體配套改革的陣營中，情況似乎要比厲以寧方面復雜一點。即便從學派的名稱上也可以窺見一二，厲以寧將之稱為“價格改革主線派”，而吳敬璉則自稱為“整體協調改革派”。

吳敬璉在耶魯期間就日漸形成了整體改革的思路。在他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體制體系，因此，他所提出的行政性分權與經濟性分權區分便是市場取向整體改革理念的某種體現。歸國之后，他的這一思路更為堅定，他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靠“單兵突進”的企業改革是難全其功的，因此必須整體思考，配套進行。據此，他在1985年7月討論《中共中央七五建議（草案）》時提出了企業、市場體系和宏觀調節體系三個環節配套改革的主張。以后一直堅持這樣的主張。

跟厲以寧一樣，吳敬璉也清晰地表達了他對靠“放權讓利”搞活企業的不同意見。1985年7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七五”（1986-1990）建議（草案）》座談會上發表《單項推進，還是配套改革》的發言，他說，增強企業的活力，無疑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搞活企業是否就是改革的全部基本要求，以及單靠“簡政放權”是否就能搞活企業，都是值得懷疑的。從過去一年全面開展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看，單項突出“松綁放權”、“擴大企業自主權”，效果似乎不太理想。

分析到這一層面的時候，我們看到，吳敬璉與厲以寧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們均認為，1978年以來實行的放權讓利改革無法建立起有配置資源的經濟體制，在這一點上，他們徹底超越了孫冶方。而接下來，他們的邏輯出現了叉路口，厲以寧認為，盡管放權讓利不行，但是以企業改革為主線的方向是正確的，所以要搞股份制，也可以兼容企業承包；而吳敬璉的意見則是，單搞企業改革，無論什么方案，都是不足夠的，因為，“如果企業不是在競爭性市場的約束下進行經營活動，沒有競爭壓力，無論建立怎樣的企業制度，企業都不可能真正具有活力。在80年代中期，民營企業的產值已占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雙軌制的價格扭曲現象不作根本改變，就會形成國企與民企之間的不平等競爭，權力尋租和腐敗必然滋生，市場化環境的建立無從談起”。

這就是分歧的要點所在，厲以寧認為要改企業本體，吳敬璉認為還要改企業的生存環境。

三

在經歷了多次的政策辯論后，1986年3月中旬，國務院領導采納了“整體協調改革派”的意見。為此，在4月份正式成立了一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辦公室（簡稱“方案辦”），共約30多人都是從各部門抽調來的精英骨干，領導小組組長由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擔任，辦公室主任為高尚全（在高出國考察期間由國家體改委主任安志文直接領導），楊啟先、傅豐祥、姜習和吳敬璉等六人為副主任，辦公地點在中南海北海橋邊上的工字樓里，吳敬璉是方案的主設計人之一。

很快，到4月30日，方案辦就拿出了一個配套改革的詳盡方案，其中涉及價格、稅收、財政、金融、貿易和企業改革等多個方面，當日，方案送交國務院。

然而，這個方案卻一波三折，最終被束之高閣，其原因非常復雜。

在理論界，厲以寧表達了鮮明的反對立場。就在方案辦遞交了配套改革方案不久后的5月份，厲以寧參加北京大學 “五四”科學研討會，面對上千名聽眾和眾多媒體記者，他說：“中國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而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則必須取決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自己的論斷，他還對價格改革與所有制改革進行了十個方面的比較，他談到，“企業是被迫卷入價格改革的，但卻很有可能自愿加入所有制改革的試點”、“所有制改革實際上不需要經濟成本，或者成本非常低”、“價格改革是較低層面的改革”等等。厲以寧似乎一直把論戰對手的政策主題限定為“價格改革”——很多年后他仍然將對方稱為 “價格改革主線派”，他沒有對吳敬璉的整體配套方案提出挑戰，只是說“價格改革很難同其他經濟改革配套”。

在政府決策咨詢機構和行政職能部門內，反對的聲音也不小。

一些人認為，這個方案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不可行，因為價格、稅收、金融和財政的配套改革要求有一個較為寬松的經濟環境，中國現在還不具備這種環境。同時，配套改革意味著巨大的利益關系調整，它不能給所有人帶來好處，因而可能會遇到社會阻力和政治風險。另外一些人說，這個方案脫離實際，理想化，是一群書生躲在書房里從書本本里琢磨出來的東西，因而不可行。也就是說，有相當部分人擔心改革的風險過大。

除了上述兩種觀點之外，一個更大的質疑來自對企業改革戰略的討論。

由于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的巨大成功，因而在整個1980年代，它被認為是中國改革最重大的經驗，很多人認為，改革就是“一包就靈”，只要把承包制引入到企業改革中來，就一定能夠取得成功，有人甚至提出“承包制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根本體制”。它在決策層也有很大的市場。即便在方案辦內部，也存在著分歧，據吳敬璉在口述史中回憶，整體配套改革的第一個方案形成后，原本應由安志文和高尚全簽字上報國務院，而當時，高尚全不在家，安志文則傾向于企業改革優先，對價稅財配套改革持有保留意見，所以，這個方案初稿是由他簽字上報的。

另外，在企業界和地方政府兩個方面，反對取消價格雙軌制的聲音也浮現出來。首都鋼鐵公司的領導人給黨中央上書言事，認為改革應當“以承包為本”，離開了企業承包制，改革就背離了正確的方向，國務院搞的改革是 “反改革”。 據吳敬璉回憶，當時很多國有企業都是擁護承包制和雙軌制而反對價格改革的。一次，方案辦在上海召開調研會，幾位大型國有企業的廠長們說，如果價格放開了，我們拿不到調撥價的原材料，成本就會上去，企業就會虧損，所以，價格不能放。

地方政府的反對主要是針對分稅制。因為這一制度一旦推行，地方的財稅自主權明顯就會減少。吳敬璉回憶說，原先以為沿海會反對，田紀云出了一個“?；鶖怠钡闹饕?，也就是保證既得利益，沒有料到，內地政府也反對，因為他們的自由裁量權也會受到很大的約束。

四

這就是發生在1985年到1986年之間的那場著名的政策辯論。

日后，我們將看到的事實是，吳敬璉參與設計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被整整“雪藏”了6年，1987年底，他結集出版 《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一書，到1993年，這個方案被中央重新采納，從而徹底改變了中國經濟改革的路徑。

在很多年后，厲以寧和吳敬璉都宣稱，在這場大論戰中，自己的觀點最終被證明是正確的。

厲以寧方面說，發生在1988年的物價“闖關”失利，正是“價格改革主線派”闖下的大禍。如果在1986年就堅決地推廣股份制，中國改革將別有一番局面。

吳敬璉方面則認為，正是因為放棄了積極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中國喪失了大步推進改革的時機，才導致了后來幾年的改革被動，以致于發生了1988年的嚴重通貨膨脹。他在口述史中說，田紀云后來“跟我說過不止一次，說如果當年干成了，那后來好多事情就不會發生，因為，1986年的改革條件還是相當好的”。在吳敬璉看來，這場爭論更深刻的含義，是兩種改革路線之爭，其核心是保持、強化還是鏟除尋租活動的基礎。

對于他們所爭論的焦點，在后人看來，都已是課堂上的教案。中國的經濟改革如同一盤不得悔棋的偉大棋局，誰也無法回到過去再次復盤，甚至，在后來的時間段里，即便再重新找回當年的思想，也因時空的斗轉、條件的變幻、民眾預期的不同而失去了現實的意義。不過，這場大論戰也在某種意義上成就了吳敬璉和厲以寧。這一場發生在兩個“1930年出生的江蘇人”之間的“戰爭”，是他們在中國經濟理論界成為領袖級人物的成名之戰。

吳曉波

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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