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李楯/文 盡管大學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質態，但若將幾種知名大學排行榜上的中國大學和其他國家的大學做一比較，今日的中國大學與其他各國的大學仍有本質上的不同。
中國經歷了發達國家和一般發展中國家都沒有經歷過的在世界體系形成后的再度封閉。此前，在20世紀的前期，中國有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樣的國立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這樣的私立大學，圣約翰大學、華西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這樣的教會大學，雖然較歐美一些大學，他們起步晚，但就其內可容納、成就大師，師生于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經濟、社會、政治諸多方面堪足影響一個時代的中國發展，外能與世界對等交流而言，都可以稱作是國際化的大學——不幸的是，那是一個民族多難、戰亂頻發的年代。1952年，中國在大學進行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調整，由此延續下來的體制和教育理念造成了今日中國大學與世界其他國家大學的根本不同。
上世紀70年代，中國漸入轉型時期。其后，中國的一些教育家和知識分子企圖改變中國的大學，消除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形成的教育理念和規制的影響，但這是很難的，至少是需時日的。
首先，他們提出了要讓大學回到教育的原點上來——教育的目的應是為每一個人的人生奠基，使之成為會與人相處、與人合作，會學習、會生活的人，而非此前的灌輸思想，傳授知識、技能，培養作為“革命接班人”的黨政精英。
這里，差異有三：一，教育是普遍地培養人，還是只在選拔、造就人材——雖然上大學的只會是一部分人，但大學教育終究是教育的組成部分；二，教育是為人生奠基，還是為人或代人厘定人生目標、路徑；三，教育是把教人“作人”、“做事”視為一體，還是訓育“工具性人材”，即或是“工具性”的“創造性人才”——我同意一種說法：“創造性是培養不出來的，但創造性卻是可以摧殘、扼殺的”，于是，以培養“創造性人才”為目標的教育，最終至多只能造就出一些高端的“工具性人材”，而代價是傷及所有的人。
其次，大學應是一個制度化的自由空間，在大學中，有著與社會、與國家不同的行為和思維方式、評價規則和理念。教育獨立，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由是，探索、認知的方法和習慣有了專有的養育和葆有的場域，各種思想縱橫馳騁，相互啟迪，相互砥礪，諸多的“無用之學”及“有用之學”才可形成、發展。反之，教學不自由、學習不自由，對教授和學生的考核同于流水線的工人，看輕“無用之學”（凡就業出路不大的專業，或與就業無關的課程就取消），或靠“舉國體制”，以“舉國之力”去攻關、建基地，均非大學應有之義。
在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時期走出的大學，如經濟體制改革之前的企業那樣，只是“政府行政機關的附屬物”（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種狀況，至今沒有改變。
因此，當下中國的大學，如研究者在論及另種社會組織時所說的那樣，與其他國家的大學“形同質異”——形同，是授課、做研究、發論文；質異，是完整地保留了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黨政體系的構架、規制和思維、運作模式。
中國大學的改觀，自身很難完成，有賴于社會整體的轉型，也就是啟動和做實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于多年前即已提出的“全面改革”。
國際化大學，是跨越國界的，也就是世界的，人類的；是只在全球化語境中的。其基礎理念就是認可別人和自己不同；以人為本，而不以國或其他為本。秉承大學精神，唯思想、學術是求，于人類面對的各類根本問題上不斷探究、求索，而不為功利的目的、權勢和意識形態所左右，——其所能容納的，是世界的和人類的，一個大學雖有自己的傳承、理念和規制，卻不排斥另樣的思想、學術主張；其產出的，也是世界的和人類的，只問思想、學術的水準、品性，而不問學者的國籍或其他。
中國的大學走向國際化，是中國發展的需要，也是人類發展的需要。
作者簡介：李楯，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社會學學者。
“何為理想大學”專題由經濟觀察網、搜狐評論、中德文化網聯合策劃，搜狐新聞社區和新華社區組織互動并協助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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