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丹尼爾·麥克法登/文 當前，面向大學畢業生的勞動力市場疑云重重，美國經濟非常脆弱，歐洲經濟正在衰退，歐元區正在瓦解，中國經濟也步履蹣跚，我們的金融機構正在處理令人眩暈的風險，你們將親歷市場機制生命力的滄桑和脆弱。但我有信心，你們一定會跨過這些障礙。你們已經接受在這個時代生活的訓練，要對揭開經濟謎題抱有好奇之心，不要被動地等待機會垂青于你。不論從事經濟學的學術研究，管理工作還是法律事務，你們都需要在你們從事的領域找到技術優勢。你們所接受的教育為你們開啟了一扇門，去追尋商業和美國以外的經歷，保持心胸開闊，并繼續學習。大的經濟衰退將馬上告一段落——經濟目前尚無反彈的結構性問題，你們可以跟上經濟復蘇的浪潮。

我今天要跟大家談談美國的社會流動和高等教育的成本問題。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是一所靠社會捐助培養優秀學生成長的高等學府，不論你的背景如何。它和公立大學一樣，是美國社會流動的一個重要渠道。你們中多數都來自最近一些年移民美國的家庭。歷史上，美洲聯盟對移民的大門一直敞開著，高等教育的普及，高的社會流動使更有天賦的人轉移到了美國，但在一代或者兩代之后差距就拉開了。這條路從一開始就布滿荊棘，即便是邊界完全開放的時代。一個20世紀初的意大利移民說：“到美國以后，我學到了三件事情：第一，道路不是用黃金鋪成的；第二，街道根本就沒有鋪；第三，人們希望我去鋪路。”盡管存在這些困難，人們照樣可以白手起家，大干一番。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父母在大蕭條期間失去了工作，在我小時候生長的農場里，雖貧困臟亂但幾乎被書包圍。16歲那年，我通過考試進入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家里用賣掉一頭牛的錢支付了我第一年的學費，我兩份工作的薪酬填補了其他費用。一年后，我在研究室得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并迷上了學術生活。如果當年大學的學費高出一頭牛的價格，我想我可能只能拿著高中文憑去拼命地工作，那樣的話誰會知道我的道路呢？

我感激公立教育給了我一次機會，也同樣感謝我們的經濟體系允許我過舒適的生活。30年前，我在麻省理工學院（MIT）教學，后來被評為經濟學系詹姆斯·基利安（James　Killian）講席教授?；膊┦渴且晃皇苋藧鄞鞯穆槭±砉ご髮W前校長，他也曾擔任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總統的科學顧問。我接受任命后，見到了這位謙謙君子，談了一會兒發現，我的祖父曾在他祖父的棉紡廠擔任首席技師。當我把這個巧合告訴我在麻省理工大學的同事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時候，他意味深長地說，“美國社會的流動真的是太厲害了，三代以后，你或許又可以變成基利安磨坊的技工。”或許確實如此，我的故事發生在高等教育成本非常低廉的時期。我從中受益，所以我們應珍惜和支持公立大學，并且應該伸出援助之手幫助它們爭取成功。

在過去的十年中，美國出現了令人不安的變化。公立高等學府作為社會流動的路徑變得越來越難以接近，負擔越來越重。托馬斯·弗里德曼在《紐約時報》上說，獲得大學以上學歷的成本上漲速度已經超過了醫療衛生的成本，因此對提供低成本和高質量的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最近在英國的研究發現，一個國家應長期警惕它僵化的結構性矛盾，英國處在社會最底層10%的人口，比美國這部分人口更容易躋身最富有的1%的行列。

在伯克利度過的這幾年，你們已經被大學學費的上漲所困擾。你們中有些同學是通過學生貸款支付了其中一些成本，但現在必須面對堆積如山的債務了。隨著政府縮減財政預算，伯克利和其他一些公立大學也都同樣面臨財務負擔增加的壓力。幾天前公布的加利福尼亞州更為嚴厲的新縮減計劃，已經威脅到了這所大學的基金。為了生存，伯克利大學有可能模仿私立大學的學費和經營。

經濟學家可以自問，為什么大學的成本成了一個問題。堅持市場導向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是這樣解釋的：“公立大學應該跟私立大學一樣收取市場可以接受的學費。在高等學府接受教育的人，可以在社會上賺取高收入，所以大學教育是一項產生收入流的投資。學生可以做經濟計算。如果他們判斷這項投資是值得的，他們會去做，必要的時候會采取債務融資。大學之間的競爭會使教育符合成本收益的原則。如果貧困的學生需要補貼，那么可以增加那些有支付能力學生的成本。學校和學生之間的合約，是當事人之間自愿訂立的合約。讓市場去發揮它的魔力吧！”

這個故事錯在哪里？答案是，為學生提供高等教育有巨大的社會外部性，有助于社會取得更大的成績，但不受支付能力的約束。社會可以享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貢獻的價值，大學生們通過發揮企業家才能、創新能力和探索發現的能力等等來為社會做出貢獻，但進行教育投資的人并沒有獲取全部的回報。教育的收益是要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考慮的。

面對高昂的大學費用和社會流動的障礙，美國應該做什么？你們可以做什么？今天，我呼吁伯克利分校把本科生學費降到一頭牛的價格。美國是一個富裕的國家，它可能為今天的學生做到我1954年就享受到的東西。當然，作為經濟學家我們知道，如果要保持教育的質量，減免的學費還必須通過其他方面的資源予以彌補。

伯克利有什么可以選擇？首先，科研對一所大學和教師質量至關重要，科研活動應該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作為大學研究和發展的主要受益者，加州的商人應該支持研究項目，如果必要可以使用稅收。從大學一方面講，科學技術應該被利用以使本科教育更高效和負擔得起。同時學習和工作，應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伯克利和它的教師，應該發展新的與學生接觸的方法，比如互聯網等，這些東西使溝通更有效，使學習更有趣，并且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受眾面。

你們在這項事業中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投票，教育和勸說加州政府：人們可以負擔得起的大學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引擎，是未來就業和經濟增長的發電機。更為重要的是，你們可以通過自己的毅力和成功，樹立一個正確的社會價值的榜樣。

（作者Daniel　McFadden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獲得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本文系作者面向2012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系畢業生的演說，授權本報刊登，董金鵬/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