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錦松：中國的模式和西方的模式有一定的區別，當然西方的模式包括美國的模式和歐洲的模式也有區別，這個區別非常有意思，因為我在中資公司做董事，在國資委下屬公司做董事，也在西方公司做董事。剛才邵寧主任提到了一個積極投資者的作用，投資者和管理層的利益不一定完全一致的，有時候特別在西方，管理層主要是關注自己的薪酬，這個薪酬總是基于短期的利潤?，F在很多的企業董事，他們的利益是關注于整個國家的長期利益，因為是國家國資委指派的，他們會跟管理層進行不同的互動。我們可以比喻一下在西方，有很多構成，如果公司是私募股權構成，結構就比較好。中國的機制正在發展過程當中，剛才邵寧主任已經提到過正在發展過程當中，我同意邵寧主任的做法，很多董事都非常有經驗，他們不用聽管理層瞎說，他們都有很多的經驗，但有的時候沒有國際經驗，因為很多公司正在國際化，如何保證他們有國際化的經驗，如何對于某一個行業比較了解。比如說ICBC，我覺得現在他們開始，你必須對于銀行有了解才能做他的董事，必須對這個行業有所了解，所以我們應該對整個董事進行更好地培訓，這樣可以使董事非常勝任他們的工作。
另外還有一個話題我非常關注，就是在中國我們可以任命一些董事，有它來為國家服務，但是在西方如何能夠找到勝任的董事呢？董事的薪酬和董事的責任相比是完全不相符的，如果出現了問題，美國的董事就會面臨很大的法律責任，對個人究責任，而薪酬非常少。為什么有能力、有時間在美國董事會工作，他的工資非常少，另一方面董事的責任大，我覺得這種制度應該重新思考一下。

布列坦：關于歐洲的經驗有兩個想說的，大家都知道很多的歐洲公司有這樣的要求，就是非執行董事、外部董事應該占整個董事會的多數，而不僅僅是一半。另外一個，我覺得他們未必一定要是退休的老年企業家，他們可能比執行董事老一點這可能有好處，但我覺得很驚訝，在有一些公司，我參加到一些公司董事會的運作，對他們來說很難找得這樣的董事愿意把大量時間花在公司當中，我問他們為什么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很多的董事他們希望同管理層進行溝通，即使是最有經驗的董事會成員，他們如何從管理層當中獲得信息了，如果不獲得很多的信息，就不能挑戰CEO的決定，如何能夠獲取公司的信息，如何能夠知道董事會下的高層管理人員能夠把信息提供給董事，使這個董事自己能夠做出決定，因為大多數的管理層是由CEO進行管理的。另外，還有金融企業面臨著另外的問題，在英國金融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不僅對工業非常了解，而且它應該對于金融企業非常了解，不應該來自于制造業，還是來自于金融行業。

簡碧佩：作為邦吉的CEO能不能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