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年期將至,北京是否繼續實行限行政策又是關注焦點。
只要保障房定義有絲毫含混之處,“劍指”高房價的土地新政,就不免令人擔憂。
我假設教育家們還是關心考生質量的,那就應該致力于優化選拔學生的考核辦法。
從近期媒體報道看,打著網絡公關旗號的網絡刪帖公司生意紅火,顧客盈門。
央企在投資市場沉迷下去,將成為中國實體經濟的毀滅者。
我們認為,同票同權僅僅是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大代表選舉的第一步。
公立醫院回歸“社會公益”,自來水、公共交通、垃圾處理等市政公用事業怎么辦?
只有啟動稅制、土地、金融、戶籍等一系列體制改革,才有可能走出調控怪圈。
我們已經不再生活在一個堅固的共識之上:我們迫切需要變革。
如果壓縮行政性支出,并將省出來的費用轉移到教育投資上,4%的目標并不難。
民工荒讓兩個問題提上日程:工資關系;農民工的市民化和產業工人化。
部分政府機構和公務員缺乏服務型政府應有的服務心態,仍秉持管理者心態。
對無法忍受的社會不公現象的抨擊,都應該被理解為實現社會公平的必要方式。
政府公權力的正確行使是社會信任的基礎,而中國最大的信用問題在政府信用。
外國不以記者為權力主體,只是言論自由和批評、控告等權利和知情權的主體。
我們也驚訝地發現自己在精神上面對著一片前所未有的空曠之地。
一旦為政者能夠建立起公信力,商界的預期就會相對穩定很多。
城市化進程與民眾權利意識產生猛烈沖突,《條例》修改只是濺起的一朵小浪花。
春運綜合癥的核心,是其內在的經濟機制。消除短缺的唯一辦法就是提高價格。
多數利用《反壟斷法》是在市場競爭中失利的公司,而真正的消費者發出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