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李翔 善辯的道長成為一群中國企業家的導師和益友；精通佛學的學者或法師身邊聚集了一群商業上的成功人士；商學院打開大門歡迎新儒家的大師傳道授業；講解傳統經典的學者成為中國的超級巨星；暢銷書榜單上徘徊著對各種經典如 《金剛經》、《老子》等的重新解讀；用俏皮話重新書寫歷史的作家也征服了大面積的讀者和部分的商業精英。

已經發生的事實是，精神上的壟斷隨著經濟生活上的壟斷一起被打破。當我們迅速更新著自己對“豐饒”的定義時，我們也驚訝地發現自己在精神上面對著一片前所未有的空曠之地。我們當然可以說我們仍然信仰著偉大社會（或者說好社會），它的名稱可以是“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但是在抵達目標的中途，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要途經一塊遼闊無比的原野地帶。這時，原先統治我們思維的精神上的巨靈開始撤退。這種撤退伴隨著經濟的改革和物質的繁榮而發生。在這片空曠之地上，我們沒有固定路徑。即使這條固定路徑曾經存在，我們也已經從中出走，讓自己重新置身沒有路標的荒野。因為在這條固定路徑上，我們沒有辦法在追求繁榮的同時又宣稱自己是道德上的清教徒。我們同時打破了兩個世界：貧瘠與匱乏的物質世界和單一而堅貞的精神世界。

于是，在更高的精神層面上，中國人的心靈世界重新成為了各種思維和信仰的跑馬場。這種情況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并不罕見，而且與之伴隨的既有思想世界的繁榮，也有整個群體精神之花的枯萎。

我們經歷過百家爭鳴；也經歷過儒、道、佛的繁榮；曾有無數傳教士行走在中國大地上，希望用自己的信仰來拯救東方靈魂；在20世紀初期經過各種思潮的激蕩，其中最終讓最多數人信奉的正是“馬克思主義”。

巨靈在精神上的后退留下了一片空白之地。于是在經濟上“摸著石頭過河”的同時，在精神上我們也開始了同樣的摸索。多樣化和多元化是這種摸索的必然結果，就好像在經濟上多種形式的所有制是一種必然結果一樣。

鄧小平說過：“窗戶打開了，新鮮空氣進來了，蚊子和蒼蠅也進來了?！本裆衔覀冏叱隽朔忾]的鐵屋，鐵屋內的匱乏造就的道德上的完美也就注定難以維系。因此，來自新加坡的政治學者鄭永年將意識形態的后退當作部分原因，來解釋中國政府的官員和中國共產黨的官員發生的腐敗問題。一些官員不再視自己為人民的公仆和純潔的偶像，也不再自豪于自己在建設偉大社會中的作用，轉而孜孜以求于個人私利的牟取。他們和商人們一樣開始拜物，用手中的公共權力來交換個人和家人的私人利益。

至于那些具備商業冒險精神和創造精神的富人們，他們中的很多人本就是信仰上的孤兒。他們沒有成為政治精英，這注定了思想上的鐵律對他們沒有苛刻的約束。他們可能會信奉管理大師的言論和所謂的“企業家精神”，但是這些崛起于草莽之中的財富精英，同樣需要金錢之外的哲學，作為他們后背所能倚靠的最堅實的石壁。缺乏安全感和對不確定性的感知讓他們比其他人更迫切地要去找尋這種精神倚靠。這也是我們頻繁看到商人拜倒在各種大師門下的原因。他們需要精神上的堅定之物，哪怕是暫時的和虛幻的。

對于更大范圍內的民眾而言，有時他們效仿他們的英雄和榜樣——比如大眾明星和新崛起的企業家。最近十年，他們的思維成為環境的產物。這使他們容易變成什么都不相信的憤世嫉俗者，或者變成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只相信自己能夠看到的最有效的物質，比如金錢，也容易將自己的精神世界出讓給某種宗教或言論。

新智慧的來源可以是對經典的解讀、對歷史的重溫、對現實的自我思索，或者對某種宗教的信仰。我們的精神世界開始重新多元化。因此我們不是缺失信仰，而是缺失了精神世界的秩序。需要重建的，也正是這種秩序。我們需要去除思維和精神上的迷惘與偏見，重新回到對好社會和進步的真誠信奉之上——至于它是何種形式，那倒并不重要，畢竟，在精神上，我們都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