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薛兆豐/文 兩會期間，鳳凰衛視的主持人閭丘露薇請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和復旦大學的葛建雄談高考，他們都反對加分和面試。三人不約而同地認為，在中國現階段，高考絕對是最公平的選拔方法，因為讓窮困子弟還有點希望。

我反對這種觀點，因為它混淆了高等教育“擇優錄取”和“按貧資助”的兩個獨立的原則，結果將是對優質考生的歧視和教育質量的下降。

不難設想，每個考生都有兩方面的屬性，一是其素質，二是其家庭的財務缺口。如何準確地判定這兩個數值，固然是不容易的事情。這里先假定這兩個數值，都已經求出來了。也就是說，每個考生都貼了兩個標簽，姑且稱之為“素質指數”和“財務缺口”。

合理的招生模式，是盡量客觀地估算每個學生的“素質指數”和“財務缺口”，然后先按其“素質指數”排序，然后再按每個學生的“財務缺口”，從已經籌集到的助學基金中取出錢來補貼，缺口大的多補，缺口小的少補，直到助學基金分完一刻，算是錄取了最后一名考生。顯然，這種招生模式既符合了“擇優錄取”原則，保證了“素質指數”較高的學生，不受其家庭貧富影響，都能夠被優先錄??；又符合了“按貧資助”原則，保證了每個被錄取的考生，都不受其“素質指數”的影響，都得到了適當的補助。

只有這樣做，才能分別正確地回答“應該錄取誰”和“應該資助誰”的兩個問題。如果把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就會導致部分“素質指數”較高、本來有資格被錄取的考生，因為家里不夠窮，而被排斥在大學門外；同時也導致了部分“素質指數”較低、本來沒有資格被錄取的考生，僅僅是因為家里夠窮，就被招入大學。這是另外一種不公平，即較優且較富的考生受到了歧視。

到此，我們把問題往深一層考慮，即“素質指數”會受到“財務缺口”的影響。正是城里的孩子條件較好，較多參與課外活動，才使他們增加了加分和在面試中領先的機會，所以人們才覺得加分和面試不應該納入考核項目之內，否則就是對窮人不公。

我并不準備討論 “加分和面試是否合理”的問題，這是選拔人才的技術問題，應該是由每所大學獨自回答的。畢竟，學校要為日后自己的產品，即畢業生的質量，承擔后果。我這里只是要指出，不應該混淆了“擇優錄取”和“按貧資助”的原則，不應該為了讓“財務缺口”較大的考生靠前，就故意放棄明知道是較合理的考核標準，而選用明知道是較不合理的考核標準。

要說“素質指數”會受到“財務缺口”的影響，那么物理和化學等學科，也會使得設備條件較差的農村考生處于劣勢，那是不是應該取消這兩門考試，才能讓窮人增加機會呢？肯定是。但這樣選拔出來的考生，素質又是令人滿意的嗎？未必。

再進一步，鄉下的孩子，學習任何文化課的條件都比城里的差。為了撇清后天因素，那是否應該取消所有文化課考試，改為只測量智商，甚至只根據學齡前的智商來定終生，才令窮人的機會更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抽簽入學，那么教育條件最差的孩子，其入學的機會就最大。問題是，用這些辦法招到的考生，是學校要的嗎？如果是，那就應該取消高考，改為抽簽入學。

我假設教育家們還是關心考生的質量的，還是重視后天的培訓和努力的，還是希望教育越辦越好并趕超世界水平的。那么，就應該選取和致力于優化選拔學生的考核辦法，其中包括考慮加分和面試這兩種輔助手段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先把好的考生排出來，然后再根據其家庭條件，根據學校的資源，給予恰如其分的補助。

（作者系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博士后研究員和北京大學法律與經濟學研究中心研究員）